生活的残忍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对某件事保持持续的关注。
注意力总是迅速转移，或是因为被更有利或更有趣事情吸引，或是迫于生存压力而不得不分心。
而这一切在无形中就已发生，甚至都不需要时间帮忙。
不再关注并不是已经忘记，只是收藏到了内心深处，它在某个时候或会不经意浮现，又或从此尘封，一生都难有机会再见。
老赵那天把他的情况和对他们企业可能的下一步行动的判断告诉了我们之后就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在我的概念里，这无疑是一个悲情的，“不辞而别”。最初那些天，老赵的形象，包括与他认识和相处日子的点点滴滴的印象，他的快乐直率，以及他决定漂泊时我们交谈中他的失落惆怅，总是反复浮现在眼前。不知这一别是否还有见面的一天，不知现在的他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暂时安定下来的地方。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同样经受着怅然若失的煎熬。多次尝试过联系他，手机从关机到空号，一直没联系上。
“暂时消失，还是真的要彻底与之前的生活告别，还是不愿意给朋友添麻烦？”我在想。
由不得对老赵情况的持续关注，我们手上的工作和自己的现实状况，复杂的，简单的源源不断地接踵而至，都需要花精力去一个个处理。事务性工作缠身的时候，老赵的关注自然就被替代了。
这不是生命的无情，而是生活的残酷。是所有人无法摆脱的无奈。
不出老赵所料，在他“消失”大概半个月后，他企业两位他同事（当时认为他们还是同事，来人也这样介绍自己的，后来知道准确说应该叫“前同事”）出现在了我们公司办公室。他们的到来可不是为了探讨我们下一步业务如何进行，事实上自此我们几乎就没了业务，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调查老赵在这边的情况。
来人很客气，却也很认真。主要问了一些老赵经济上的问题，有没有现金形式收取货款，有没有借资等。因为之前老赵明确要我们实话实说，再加上本身业务量不大，他也没借几次款，所以双方交谈十分顺利。半个小时就将来人送出了门。
来人走了，却是留下了两条信息，一是老赵真的消失了，他们找不到他了，问了知不知道他在哪里。答案是显然的，我们确实也不知道（幸好不知道，否则如何回答？）。二是老赵的事应该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至于细节，两位自称“专项小组”的人没透露，我们也没细问，就连平常比较对这种事感兴趣的老周也没打听。
不是不关心，确实当时我们有太多紧要的事需要处理，暂时没精力顾及这个我们已经力所不及的事了。只是，暂时是多久？
早安，十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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