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封笔”传闻由来已久，2012年，余秋雨推出《何谓文化》，因苦恼于盗版图书，又深陷“诈捐门”困扰，为此，余秋雨曾宣布“封笔”。据说当年“封笔传闻”不仅遍布大陆，也漂洋过海，传到了台湾。有媒体曾经报道，作家白先勇曾经专门跑到余秋雨家中劝他，让他慢慢想明白了，作家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这一点上，余秋雨说“讨论了几次以后，我觉得不能因为盗版在，我就不写了。”
2018年余秋雨接受《人物》采访时，《人物》这样写道“ 他沉寂了很久。书还是一本一本在出，去年出版了《泥歩修行》后，他说要封笔了，「我写的书已经书架上都放不下了，我再写就不对了。」”结果就是他2019年又出了一本新书《雨夜短文》。
在经历了《我病了，社会也病》的风波后，2019年，余秋雨人生首部短篇散文《雨夜短文》出版上市，在序言中，73岁的余秋雨称短篇散文是迎合了当代年轻读者阅读喜好，并埋下了伏笔”里边颇多坎坷荆棘，需要步步小心。”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开创了一个散文创作的新高度，也引领了一个时代。他的散文不局限于自然风物，而是谈论中国历史、中国文人的命运乃至世界和人类共通的大命题、大格局。读者对余秋雨的喜爱，呈现两极化。对他的批评是从当央视青歌赛评委开始的，文化大家标签的余秋雨频频以嘉宾身份出现在电视上，让文化界颇有微词，2010年的媒体、公众对学者的认知，认为学者就该呆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抛头露面有失文人身份。之后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言论开放，从青歌赛口误、诈捐门事件到陈丹青、易中天等文化名人对余秋雨作品与人品的讨伐与质疑，让一代散文大师余秋雨真真正正接受了一场“文化苦旅“。
面对各种传闻，在文化视野里游走了一辈子的余秋雨，已泰然处之，称自己一般是不回应，有的也没法证明。但在《雨夜短文》里，余秋雨几乎以半本书的篇幅，逐一回复他乃至父辈遭遇的一次次诽谤与质疑，与以往大文化、大散文风格相比，《雨夜短文》绵里藏针，多了些讥讽与无奈，也多些许落寞与呐喊。
2009年《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萧夏林发表博文，对余秋雨宣称已为灾区捐款20万元提出质疑;之后，易中天连发三篇博文质疑余秋雨，称公众人物不能诈捐。至此余秋雨陷入了“诈捐门”。《雨夜短文》中，余秋雨对“诈捐门“事件又一次回击称是平生遭受最大的诬陷之一，他为四川地震灾区捐建了三个图书馆，因为没有转经中国红十字会的账号而被几个网络推手诽谤为“诈捐”，余秋雨回复称：“事实证明，很多起哄者不想知道真相，只想看人笑话。我捐献的，是我们夫妻两人三年薪酬的总和，而且，从来没有向媒体宣布过，不知“诈”从何来？好在三个图书馆早已默默存在。”
各文化界的名人纷纷寄去题词，以示对余秋雨的遭遇给予同情，亲笔题词以此正名。三所“秋雨图书馆”分别位于都江堰市蒲阳小学、李冰中学、都江堰外国语实验学校，共藏新书3万册，每所学校1万册。每个图书馆的藏书室里，王蒙、白先勇、余光中、张贤亮、贾平凹、冯骥才、刘诗昆等著名文化界人士为图书馆的亲笔题词赫然醒目。著名作家王蒙题词勉励同学们“与书为伴，以书为师”，余光中题词“琅嬛福地在人间”，张贤亮更是录诗一首，“长夜萧萧意自如，窗前风雪枕边书。
余秋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受古往今来针对一个独立文化人的那么大规模的诽谤。“诈捐门”因为它无关学术，却关乎的是一个人尤其文化名人的品行，也难怪余秋雨一而再再而三的正名。
2018年，一篇标题为《我病了，社会也病了》署名为余秋雨的文章，在网上有数百万的转发，这让年逾古稀的余秋雨大为恼火，后来虽然也被澄清为假新闻，还是让遭受网络暴力的余秋雨苦恼不已。在《雨夜短文》中，余秋雨连续以《送葬人数》《使谎言失重》《学会蔑视》《小谈嫉妒》表达了无奈，一面自我慰藉，一面明讥暗讽那些断章取义的无良媒体。与余秋雨以往文风相比，这几篇暗讽难免显得小家子气，可细想之，笔是文人的“枪”，物极必反，即使余秋雨，也需要这杆枪“自卫”。
在《跑道》章节中，余秋雨这样写道“有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曾经说过，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不让别人做事的人。”他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如果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那就什么也做不了了。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并不是自己想做事。万千事实证明，他们除了毁人，做不了别的任何事情。毁人的“他们”是谁？是余秋雨笔下驱赶禽鸟、棰击万物，越来越骄横的“棍棒”，是相互撕咬、而且越发的疯狂“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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