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地域文化图书有一个通病，就是浮光掠影，摭拾陈言，不仅没有增长文化，反倒扼杀了底蕴。有的似乎显得很有文化，看多了，原来是转相传抄；再认真一点，更会发现是以讹传讹。前两年笔者应约做岭南饮食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就有鉴于此，并在写作过程中深有体会。（相关成果在南方都市报以专栏形式刊发后，已结集成《岭南饕餮》和《民国味道》二书，于2011年、2012年先后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其中最大的体会是，岭南文化有许多珍贵遗存，如断线之珠散落在古籍文献之中，乏人问津，更乏人整理。这使我想起江浙一带一些好的做法——它山之石，可以攻错。
以浙江为例，他们的地域文化研究层次分明，递进合理。在书记挂帅的文化强省工程统领下，第一个层次是文献整理工程，主要依托浙江大学等重点高校，由长江学者领衔，编纂浙江文献集成。上行下效，各市县编纂当地的文献集成或文献丛书，而其市县级的水准之高，足令许多省级汗颜。在第一层次文献编纂的基础上，进行第二层次的文化研究工程。这样，第三层次的文化普及就有足资利用的文献材料与科研成果了，也就显得有根柢有底蕴了。即便如此，他们第三次层次的工作也毫不苟且。比如他们组织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工程，便统一规划，社科立项，面向全国，公开招标，以科学的体系流程，确保了每部传记的质量。
相对而言，广东古籍遗存并不算多，整理任务并不艰巨，但整理工作却相对滞后。前两年，中山大学古文献所整理编纂出版了《全粤诗》（清代以前部分，岭南美术出版社）部分，黄天骥教授为之作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通过这一工程，让我们看到，岭南这一“文化沙漠”下面是有“石油”的，也即是说岭南文化是有底蕴的。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文献整理的重要性，也暗示了岭南文献整理的不足；这一算得上岭南地方文献整理的头号工程，却也因经费不足，面临无米下炊，难以为继的境地。总集之外，岭南具有全国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如元末明初开启岭南文学新时代的岭南五先生、以自得之旨导夫阳明心学先路的陈白沙、明中叶后七子之一的梁有誉及乃师黄佐、黎美周、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清中叶对浙西秀水诗派和浙东大诗人姚燮等深有影响的黎简，以及《清史稿》誉为“粤诗惟湘为巨”的岭南第一才子宋湘等等等等的著作，大多沉湮没于故纸埃尘之中。如此辜负前贤，颇不应该。
再者，在当下的岭南文化建设中，一些重点高校，如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史学科，皆处于全国前列，似未能襄助盛举，殊为可惜。特别是像蔡鸿生教授、姜伯勤教授等，早已写出对岭南文化建设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如蔡先生的《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姜先生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关系近代岭南文化精神形成的大节，然而都只是“名声在外”，令人浩叹。凡此种种，着实让某些高倡岭南文化的衮衮诸公们“飘”了起来——没了根柢，便难出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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