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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
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 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
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
向我介绍孙犁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
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
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
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
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
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
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
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
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
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
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
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
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
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
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
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
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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