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作者也是举例：
如果巴黎人觉得肚子饿了，而能满足饱腹欲望的小麦是在俄罗斯的敖德萨（Odessa），那么，在小麦进到胃里之前，人们的饥饿痛苦是不会消失的。
有三种办法可以摆脱饥饿：第一，饥饿的人自己跑去寻找小麦，第二种办法是，他们可以自主地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专门从事这门生意的人；第三种办法则是他们甘愿让国家征收一笔税款，然后由政府官员来承担这一工作。
是的，这第三种，换种形式就是国营的“企业”，其同时也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三种方法比较来看，虽然：
第一种办法其实应该是最自然的办法。
但是：
让3600万人全部跑到敖德萨去买回他们必需的小麦，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可行的。第一种办法被否定了。
第二种呢？
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那些自由、文明、有阅历的人，如果可以自愿选择的话，他们毫不例外地会选择第二种。
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其占绝对优势的有力证据了。我不相信人类会在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自己欺骗自己。
结合方法一中的自然天性，和方法二中的比较优势考虑：
假如别人——我们先不管他是谁——为他提供了这项服务，替他完成了他自己本该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人就应该获得补偿。
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其实正是这一点：中介的服务里包含着某种获得补偿的权利。
进而，第三种其实是第二种的替代：
有些人把中介称为寄生虫。我们姑且按照他们的观点承认中介就是寄生虫，那么，两种寄生虫——商行或公共服务机构，到底哪一个的寄生性少一点？
最终作者还是导向了一个竞争带来福利提升的角度：
我们真的无法想象，还有别的什么组织能够比他们更好地满足饥饿的人的需求？
如此美好的组织，是基于下面的事实存在的：它是有自主权的，也就是说，它的一切行为出于自愿。
是的，消费者必须向商人支付他花在陆上运输、跨洋运输、存储、委托等方面的费用，但是那些消费小麦的人在哪种体系下，又可以不支付将其运送到自己手里的费用呢？
当然，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必须为商人的服务付费；但是，中介的份额，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压缩在最低水平；至于公正问题，马赛的商人既然能够为巴黎的工匠服务，那么，为什么巴黎的工匠就不能为马赛的商人服务？
如果不是商业性质的“中介”：
拜托了，且让我看看这样做到底能给公众带来什么样的实惠。零售价格会降低？
让我们想象一下，4万个市政当局的代表在某一天——大家需要小麦的那一天——同时涌到敖德萨，你以为这种情况会对价格产生何种影响？
运输费用会降低？运输这些东西所需要的轮船、水手、远洋货轮、仓库会减少吗？或者我们真的不必支付这些运输及其他费用？
商人的利润会减少，然而，那些市政代表和政府官员不辞辛劳地跑到敖德萨难道就一无所求吗？他们大老远跑去难道是出于兄弟友爱？他们就不需要生活吗？他们的时间就不值钱吗？你以为这些林林总总的费用加起来不会达到商人准备获得的2%~3%这样的利润率的上千倍？
然后，再想想征收这么多税款来配送这么多食品的难度，想想伴随着这样的活动而来的那些腐败和陋习，想想政府是否能够担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归根结底：
- 在没有市场竞争、市场价格的引导下，很难实现效率最优
- 而这背后是讯息费用的问题，回到了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计划需要有全量信息、实时迭代，才能胜过市场
- 当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平台型的企业越来越像“市场”，但
- 也都是竞争的“市场”，那么
- 也应该胜过非商业性质的“垄断”吧？
结论：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出判断和做交换行为，自己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责任，个体商行的私利之心正是他快速行动的力量源泉，也是他成功的保证。
所有的东西都有边界，这个论断的边界是平均斯坦的世界、是索罗斯的Masquerade老爹做律师时候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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