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讲开始，我们的视野从个人扩展到社会和历史，关注思想家对20世纪重大历史现象的思考。
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他在2017年刚刚去世。
你可能听说过鲍曼最有名的一本书，《现代性与大屠杀》，考察分析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这本书在1989年才出版，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相关研究不计其数，这本书又有什么非凡的创见呢？
简单来说，鲍曼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变态论”和“仇恨论”能解释大屠杀吗？
在此之前，对于如何理解大屠杀，有两种理论最流行。一种可以叫做“变态论”，认为是德国出了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造成了这场暴行。还有一种可以叫做“仇恨论”，认为大屠杀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着特殊的深仇大恨。
无论是“变态论”还是“仇恨论”，都是把大屠杀解释为一个特殊的、偶然的事件。这种解释很容易理解，在心理上也容易接受：变态的是纳粹，遭殃的是犹太人，虽然很让人痛心，但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关系，和正常社会也离得很远。可是，真是如此吗？
鲍曼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只是给出了一个表面说得通的回答，把问题打发过去了，细究起来，两种解释都站不住脚。
首先，德国怎么会突然就出了一群变态的疯子？难道所有人都变态发疯了吗，因为从史料上看，参与大屠杀的不只是纳粹党徒，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正常人。即使是纳粹军官，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他们对妻子、对孩子、甚至对狗，也表现出爱心和同情心。在私人生活中，他们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是杀人狂。“变态论”是说不通的。
那么仇恨论对不对呢？鲍曼认为，对犹太人的歧视确实存在，但并不足以解释发生在德国的这场大屠杀。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现象由来已久，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德国对犹太人甚至相对来说还是友善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犹太人就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很多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都开始把德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也是说不过去的。
大屠杀与理性化
鲍曼认为，这两种解释的问题都是把大屠杀看作现代文明的反常例外，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深刻问题，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实际上，正是现代性内部的一些本质要素，才使得大屠杀成为了现实，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理性和理性化。
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看法有点不可思议？大屠杀这么漠视生命、这么野蛮，怎么会和理性深刻关联呢？但鲍曼清晰地展示出大屠杀的非理性与极端理性、极度野蛮和高度文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
我们在前面讲韦伯思想的时候，详细讨论过官僚制，它指的是现代社会那种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
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导致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在集中营里，人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
有人负责给犹太人分类归档，有的人负责任务排期，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的人负责后勤。
这里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工厂，只不过工厂的“原料”就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死亡。整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人是杀人狂，每个人都只是承担自己手头的一份工作，完成流程中一个微小的步骤。
于是，没有谁觉得自己要为全局负责。每个参与者面前只是一个待完成的流程，可能是一份排期表，可能是十趟运送任务，送完一趟打一个勾。
大屠杀就这样被拆分成了流水线操作和例行公事。在这种流程中，人很容易丧失面对鲜活生命时的同情心和道德感。
结果就是，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私人生活中正常甚至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屠杀的实施者。
大屠杀与“园艺文化”
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
鲍曼把这种理念叫做“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
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成为了秩序里的“杂质”。
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
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
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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