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铜鼓 策划秋暴
1927年8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改组湖南省委，策划秋收暴动。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接到中共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即于当晚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又一次讨论确定暴动的计划。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和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并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等”。
9月上旬，毛泽东由其胞弟毛泽民护送从长沙抵达安源，即在张家湾原安源工人俱乐部所办工人学校的校舍里主持召开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安源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史称安源军事会议)，讨论秋收暴动的军事部署。此时，从上高与部队分途到达安源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党代表潘心源，正巧遇到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到达铜鼓后派出的刘建中和周克明，了解到部队进驻铜鼓、修水的一些实情，在安源市委的介绍下会见了毛泽东，并参加了军事会议。
会上，潘心源详细报告了江西暴动的打算和修铜一带武装情况、群众基础、地理优势等，这为毛泽东指挥秋收暴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情报。
经过会议讨论，决定兵分三路会攻长沙。第一路由安源进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采取包围形势；第二路由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发；第三路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两路合攻长沙。毛泽东认为，铜鼓革命基础扎实、军事势力较厚、地势极为险要，且铜鼓又逼近长沙，进可攻、退可守，铜鼓一路可作为进攻长沙的三路兵力中的主力军。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亲临铜鼓直接指挥第三路部队起义。安源军事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在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安源会议结论的信发出后，未等省委回复便离开安源踏上前往铜鼓的征途。
在毛泽东出发之前，中共安源市委考虑到毛泽民是受中共湖南省委指派专程护送毛泽东到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秋收暴动的，潘心源和刘建中、周克明是奉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派遣专程从铜鼓到安源的，便决定由他们护送毛泽东去铜鼓。另外，考虑到毛泽东从安源去铜鼓是化装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身上带有矿上的证件，护送人员中必须要有了解矿上情况的同志随行，故又派安源煤矿工人易子义(中共党员)前往护送。易子义曾在广州农讲所学习，又在长沙一个地方负责过农运工作。出发时，毛泽东说易子义名声太大，将其改名为易绍钦。
排埠遇阻 机智脱险
安源至铜鼓道路崎岖，山水纵横。一路上，刘建中、周克明化装成肩挑小贩走在前面带路，毛泽东、潘心源则化装成一副商人模样随行其后一段距离，走在最后的是毛泽民、易子义等人。就这样，他们绕过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萍乡，避开行人较多的大道，进入了峰峦起伏的铜(鼓)浏(阳)交界的张家坊境内，在一个叫七溪坳的地方与十余名挨户团的团丁遭遇。
七溪坳是湘赣边界的交通要道。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反动当局大力开展“清乡”“铲共”，在交通要道上加岗设哨，搜捕共产党人。当时的国民党张家坊团防局就在七溪坳设了一个哨卡专门盘查过往行人，一旦发现可疑分子便拘捕入狱，格杀勿论。
毛泽东、潘心源对此其实早有防备，他们离开安源时就开具了“煤矿采购员”的介绍信，并乔装成商人模样，途中遇有盘查，均称前往铜鼓、万载等地采购茶油、夏布之类物资。当毛泽东、潘心源在途经七溪坳哨卡时，也许团丁是从毛泽东的相貌和口音不同而引起了怀疑，抑或是看到他们商人模样企图敲诈钱财，反正将毛泽东、潘心源抓住后就是死活不肯放行，非要将他们押到张家坊团防局去。此时，紧随在后面的毛泽民、易子义等人见毛泽东、潘心源被团丁扣留，急忙赶上前来向团丁解释，并出示证件证明毛泽东、潘心源确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而他们自己则是矿上派来挑运货物的工人。这伙团丁不但不听解释，反而将毛泽民、易子义等人也一同抓了起来，全部押往设在张家坊的团防局。
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唯一一次被捕的经历。在押往张家坊团防局的途中，毛泽东在潘心源、毛泽民、易子义的掩护下机智脱险，留下一段传奇故事。至于当年被捕后具体是如何脱险的，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起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对整个脱险过程作了这样的描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鞋穿，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我到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泽东所说的那位友善的农民，名叫陈久兴(又名陈帷德)，铜鼓排埠人，是上庄纸工会的会员，曾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过上庄工农义勇队攻打县城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当时，毛泽东在一个高地下面的水塘边躲过团丁的追捕后，走在路上遇到从山上砍柴之后回家的陈久兴。毛泽东得到陈久兴的热情相救，当晚住在排埠月形湾吴家祠。第二天，陈久兴帮毛泽东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并将毛泽东带到通往铜鼓县城的路口，告诉毛泽东“翻过山不要多少时间可以到排埠，从排埠到县城只有20多里路”。事后，毛泽东对陈久兴的帮助非常感激，称他为救命恩人。毛泽东曾于1928年8月从井冈山派人来铜鼓排埠寻找陈久兴，并带来一封密信，其内容一是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二是接他上井冈山。来人因当时要先去平江办事，说定回头来接他们，但不知什么原因，陈久兴与弟弟陈祖明在家等了几天也未见其返回。 再踏征程 领导起义
毛泽东机智脱险之后，潘心源、毛泽民在押往浏阳县团防总局的途中也机智甩掉了团丁。毛泽民脱险后返回了长沙，还向省委“报告了毛泽东在张家坊遇险的情况”。潘心源在浏阳古港脱险后秘密潜回了浏阳县城，后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攻克浏阳县城发挥了重要作用。易子义被押到浏阳县城关进了监狱，后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攻占浏阳县城时被救出狱。
当毛泽东与潘心源、毛泽民、易子义等被押往张家坊团防局的时候，负责带路且一直走在前面的刘建中、周克明发现毛泽东等人没有跟上，等了很久仍不见来。刘、周二人不知毛泽东他们是走错了路，还是出了其他什么问题，一时不知所措，便赶紧跑回铜鼓县城萧家祠浏阳工农义勇队驻地报告。当天，大家获知毛泽东在来铜鼓领导秋收起义的路上可能遇到了危险，都十分着急，赶紧讨论研究营救办法，直到讨论至深夜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第二天上午，正当大家在萧家祠讨论决定立即同时派出几路人员分头去寻找的时候，门口一个卫兵急忙送来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毛泽东”三个字，大家欣喜若狂，跑出去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历经艰险抵达铜鼓后，下榻团部驻地萧家祠。毛泽东的到来，彻底消除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全体官兵近一个月来不知何去何从的焦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在铜鼓期间，曾亲临工农革命军驻地蓝家祠等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检查起义的准备情况，并与战士们促膝交谈，动员战士们拿起武器投身土地革命，与地主豪伸进行坚决的斗争。
9月10日，毛泽东在铜鼓县城萧家祠主持召开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的决定和安源军事会议的部署，分析了当时有利的革命形势，论述了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大家拿起枪杆子，立即举行起义。会上，正式公开宣布了成立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和各路部队改编的决定，并正式宣布将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9月1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全体官兵在铜鼓县城东隅双江口大沙洲上集合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正式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随后，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团官兵浩浩荡荡从铜鼓县城出发，由此踏上了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
2007年8月，在铜鼓举办的“秋收起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理论研讨会上，毛泽东嫡孙、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博士后毛新宇在研讨会上说：“爷爷在铜鼓经历了一次遇险，如果没有铜鼓人民帮助他脱险，也就没有伟大的秋收起义了。”毛新宇在讲话中还说：“这里的人民为我爷爷当年发动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来源 | 天下韶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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