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涉及“谁应该对孩子们的哪些行为方式负责”，“原因是什么？”等问题时，
永远存在着含糊和混乱的状况。
如果他们对孩子表现得忧心忡忡，关怀备至，那么孩子们会指责父母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
如果他们把孩子们当作成年人的成年人那样来对待，
提出符合他们年龄的要求，那么孩子们就会表现出自己是个病人，需要关心照顾他们，
也有自己生病这个不利条件，让父母无法指责他们做了什么或不做什么。
对家庭治疗已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因此首先应该先界定一下，
治疗师们的哪些措施让其感到受侮辱或者愤怒，只有这些方法手段都被澄清了，才有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使用它们。
这么做的目的，首先在于不能把过错变成禁忌的话题。
如果确定谁输谁赢的可能性不存在了，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玩黑彼得的纸牌游戏了。
父母对孩子们的发展永远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协同决定了孩子们的生活环境中很大的一部分内容，孩子们越小影响就越大。
但是从系统角度来看，父母仅仅能够协同决定而已。
他们无法掌控孩子，每一个参与者，即便是最小的孩子，对家庭里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拥有某种形式的否定权。
虽然也存在着权力的差异，但这种权力不会永远都握在父母的手里，更不会永远都握在母亲的手里。
因此把过错归咎于父母，这不仅从治疗的角度上看是无意的，而且从理论的角度上看也是错误的。
只要治疗师询问一下当事人，对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过错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是怎么想的，
就会非常清楚的看到，他们所建构的原因是多么的奇怪。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着一些或多或少带有抽象意味的标语，例如“关心过度”，“忽略”诸如此类。
这些口号没有得到检验就立即被当作解释来使用。
通过对它们的具体化，即将其转换到互动背景下的个体行为之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清楚的看到，在当事人所提供的不由分说的解释里面，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
心理治疗师在处理过错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困难是，他们过快的或者完全的理解了这些指控，
他们也经常认为涂好的面包，确实妨碍了孩子们独立性的发展。
这其中当然也有关系，谁如果有个人给他涂面包，那他就没有必要自己去涂了。
如果他能依靠别人给他涂面包，那么它就根本不需要去学习如何涂面包。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他下了决心，他还是无法去学习，
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么他还是能够自己去涂面包。
把一个片面的受害者的角色，加到那个可怜的被过度照顾的孩子身上，这种做法非常成问题。
特别是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如果病人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家人的受害者，那么最终只会把那个被抱怨的模式给继续下去。
按照这样的观点，父母不仅承担着养育孩子的责任，而且还对孩子的其它行为者负有责任。
谁如果把自己看作是某个受害者，那么它只能坐等其他所有人改变。
只有把自己看作是有责任的人，既看作是行为者。那么他才能够去改变什么。
只有把过错放到自己身上的人才能够足够强大，才能把他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会谈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的让所有人都成为“行为者”，并且就他们的影响范围进行讨论。
假设性问题能够传递出这样的想法，人们可以用不一样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事情。
“好”的反面有时是“好意”。
家庭里大多数的悲剧性的纠葛纠缠，并不是由参与者的恶意引起的，而是由他们的好意引起的。
如果治疗师在工作中能够带着这样的假设，即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是以好的意图为基础的。
或者说得稍微温和一些，至少不是以坏的意图为基础的，那么他就可以很容易地保持他的中立或者赢得他的中立，
从而能够与所有的参与者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
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代价，如果谁想贪图便宜住在家里，而不需要去支付租一间房的费用，
那么他就必须要付出另外的代价，他必须要忍受他的母亲，
作为母亲的所作所为及他对孩子们表现出的操心以及相应的行为，
但是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经常希望他们能够保有作为孩子的好处，
同时也不必放弃作为成年人的好处，这只是个的幻想，在大多数情况下。
每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都必须要划分他自己与他周围人之间的界限，
这样他才能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能够自己负责的生存个体，
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界限划分是特别重要，也是特别困难的，
因为孩子的最初生命里是父母替他们承担了生存的功能。
一般来说孩子们把这些功能据为己有的过程都非常缓慢。
孩子开始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和速度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在不同的亲子关系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如果父母心甘情愿替孩子完成很多任务，那么孩子就不需要不能够自己去承担这么多的任务，
这种关系的转变，不论对孩子来说，还是对父母来说都充满的都是充满矛盾的。
“不承担过错”，悄无声息传递出来的一个含义是“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
像孩子一样被对待，这当然很舒服，但是另一方面这会限制孩子的自我决定，自由影响他们的自我塑造。
在父母这里感觉到自己对于孩子来说仍然还是那么重要，这有时候也是件很令人惬意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把对孩子的责任给摆脱掉。
所以关键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谁在什么地方能够施加什么影响。”
患上精神病的原因成了生物学上的，那么谁都不必为此承担过错。
有些解释模式如此处表述的“神经突出的改变”，其实无非就是一种人为的想象。
因为神经突出的改变，无论是患者自己还是他的家人都无法直接观察得到。这一类的构想，会带来深远的结果。
因为每一个解释方案都是从相关的解释里面引发出来的。
在系统治疗的框架下，一个重要的干预方法是引入不同的能够开启新的行动空间的解释。
“然后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凭借自己的推动力，绝大部分人仅仅能够跟随他们的思路很短的一段。
因此一些决定的结果，很少能够被想到最终的一步，所以询问事情接下来会如何进展，
这会开启一个新视角，它往往会彻底改变时间的意义。
体会别人永远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会带来混淆彼此界限的风险。
父母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其动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对孩子是好的或者是坏的，
如果这种做法是相互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试着按照自己想象中的，其他人所希望的那样去行事，那么就会产生无休无止的补偿。
在交际中就会出现一个奇特的“结”，这样一来“自我”——“客体”之间就会充满矛盾，
并进一步导致再也没有办法能够区分谁到底想的是什么。
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是由他所认为的，别人想让他做的事情，或者是他所认为的对别人好的事情，
于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他在关系中所拥有的是一个依赖的地位，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处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地位。
如果治疗师让当事人对不确定的时间表述进行确定的定义的话，那么它就会变得更小，更一目了然。
“我需要”，“我必须”，“我不能”，这一类的表述永远都蕴含着一个解释模式，
按照这种解释模式相关的人不是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
他通过这类表述给别人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他没有自己做决定的余地，
通过实施把受害者变为行动者的策略，将新的选择机会呈现出来，这对治疗是很有益处的。
如果你说了“我不能”，这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东西被戳去了，
就好像是你说“我不能走路”“我不能跑开”，
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想”，那么这就是一个决定了，这是一个应该予以尊重的决定。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会变得放肆，对父母也是这样，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把界限分得比较清楚，会说“不”。i
“你虽然想这样，但我自己不想”，但是如果某个时候有了“精神病”这个诊断，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圈套，没有人会发现这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步骤，而是立刻就把这当做是病态。
如果大家认为这是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他。
如果你很健康，那么就会让人感到非常受伤，意思是：“噢，他现在这么说，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与此相反，如果把其看作病人，
那么他就可以这么认为：“他根本就不会真的这么想，现在他这么放肆，这根本就不是他，而是病了。”
因为负罪感，所以会掉进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如果把自己看作精神病人，那么这就可以解除他的负罪感。
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来说，知道这些会让他感到非常轻松：
“我原本就不是这样的，我自己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承担责任，这原本是精神病造成的，所有的都是精神病的错。”
把患有精神病的标签贴到青少年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青少年期是个自我认知，从孩子转变为成人的过渡阶段。
因为在西方社会里没有一个正式的过渡仪式，
所以也无法清楚的确定，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人来说，什么时候过渡到到了哪种状态。
所以每个家庭大概都必须要经历一个较长的不确定和混乱的阶段，
父母不知道他们到底应该如何来更恰当地行使他们的责任，
是去插手孩子们的生活呢？还是让自己置之度外？？
孩子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应该希望这样，还是希望那样。
一般来说这个过渡阶段的时间总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把孩子诊断成精神病人，那么就会导致人们无法确定是应该把孩子能当做还是来对待呢？
还是当做成人诊断带来的后果，就使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慢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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