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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视角为何是必要的？英国政治学者Margaret Canovan在为阿伦特《人的境况》作的序中写道：“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阿伦特对来自读者的任何反应都抱以开放心态，她晚年有一段袒露心迹的话：“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物，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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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视为知识生产，实际上秉持了这样一种知识观，即在以概念和逻辑为要素的理性的知识体系之外，还有那些广泛存在的能带给人以感官体验、心灵共鸣和精神启示的感性知识。而且，正是后者构筑了不同源头人类文明的根基。今天的人们，如果因为充溢于内心的进步感、发达感而无视这种知识存在，那所谓的进步与发达很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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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堪称美好、繁荣或伟大的，值得后人一再谈论和回味的，一定是那些充满思想活力和创造力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一定有一部分出类拔萃的人专注于洞察和沉思，结合时代因素论述与人相关的根本性问题，把思想的创生和赓续视为高于一切的人类事务。这样的人士，需要追求当代的影响和引领，但绝不能和热门专家、畅销作者、舆论领袖、心灵大师划等号。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批这样的人，以及他们致力维护的纠偏机制，就会付出极高的心理和精神的维稳成本，即便能实现物质繁荣，伴随而来的却是人们狂躁乖张的性情和粗劣颓废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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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限进取的可能，要以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为前提。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全人类，都是如此。此理看似矛盾，却包含了对诸多复杂关系的最稳妥处理，比如，肉与灵，人与宇宙，生命与永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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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这段话说出了我们学习并尝试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意义，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这种活学活用都很重要：
“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观察的对象，人类行动者可能会在其反思理性中潜在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应忽视这种现象或者仅仅将其视为’问题’，而应将其视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旨趣和根本问题。情况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任何对于现存社会的一般性概括和研究都可能对该社会构成潜在的干预，这就涉及了作为批判理论的社会学的任务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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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说，权力有两种：一种是对某人拥有支配的能力，另一种则是拥有做某种事的能耐和影响力。俗世的人们，通常醉心于追求前一种权力，在施虐-受虐的内心状态和人际关系中越陷越深，却不知真正能让自己得以自由和强大的是后一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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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世界的主导力量，是诸多先于我们存在的规则和当代竞相流行的时尚，它们软硬兼施地训导、形塑、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言行。这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但如果没有我们作为主体人的精神自觉和行动介入，即便终老也无法得到最本质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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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失去融通知识的兴趣和能力后，哲学就失去了指导人们生活的重要角色。于是，哲学家黯然退守或公然沉沦，信奉专业知识的专家大行其道，碎片化知识挟网络之威纷纷扬扬。人们普遍陷在“知道很多，明白很少”的认知困境里，或随波逐流，或焦躁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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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与行动。”说这话的是维克多·弗兰克尔，那个从奥斯维辛走出来的英雄，“意义疗法”的创立者。
现代人为什么容易觉得活着没意思？弗兰克尔说，现代人在继人类脱离动物本能的庇护后，又失去了对传统的依托。经历双重丧失的人们极易被意义问题困扰着，在“存在之虚无”感的驱动下，转而寻求两种最常见的替代性补偿。这也是人间百态的主要构成：一是对权力的渴求，二是对享乐的迷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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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把民主问题说的很清楚。他的意思是：1.民主必须基于诸多必要的基本条件；2. 民主有其内在的困难性；3.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4.好的民主有赖于我们的准备程度与选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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