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曾吓跑“收税人”

      那年，我在红旗乡任促农工作组组长，每天无所事事，白天在乡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有时也到各个村屯转转去。但是我既不能扶贫济困，也不能帮助联系贷款发展生产。因为我手中没有资金，我只管国有资产；当地县人民银行行长是由地区行派下去的，是结识多年的朋友，我们一家三口和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朋友。然而他不敢帮助我放贷，因为他的农民联系户他给放贷了，可是还贷期限已经过了半年了，那农民还没有还上银行贷款呢。

      白天只好混日子，晚上想看看电视，可惜信号特别不好，荧屏上雪花飘飘，心思被搅得全无。乡上副科以上的干部家都住在县里，不回家的时候，晚上他们就打打麻将、偷偷去检查站搞各种收费活动。我来之后，他们从来不敢当着我面搞各种收费活动，因为那毕竟是非法的。听乡里人跟我说，乡里有一个站长，前些年趁着边防检查站还没有撤的时候，晚上经常拎着半桶河水对过往拉猪、牛、羊、鸡等牲畜家禽货车的司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防疫消毒，二百！”接着便用扫帚往牲畜或家禽身上掸水。那些外地司机望着那些佩枪执勤的武警心里有些发毛，再加上黑灯瞎火，人生地不熟，谁敢问个为什么要交二百元钱，只好忍气吞声认了。几年下来，那站长发了点坑民的小财。

      而今边防检查站因边境地区改革开放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管部门在当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撤消了，当然这是费了许多周折的，这里咱不表。但说边防检查站是撤销了，但林业管理部门的护林防火和木材检查站那是不能撤的，检查站照样生意兴隆，晚上灯火通明，不到夜里12点是不会熄灯的。我也听说乡里有人动不动就去到哪里拦个车，收个费和税，但我一次也没有碰到，正所谓眼不见为净。

      其实当地的干部也是相当不容易，一年到头，他们只能正常开两三个月的工资，在食堂吃饭经常没有蔬菜，只能吃馒头就着咸菜往下咽，那滋味我也品尝了半年呢。而真正敢去非法收费的绝不是一般干部，他们收费也是打着为公的旗号，至于收来的钱干什么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何况乡里领导几年就要换一茬，下届不管上届的事，更何况主要领导不少是被提拔上去了，谁敢问？

      然而那天夜里，我终于逮着两个“倒霉”的收税人。那天下午乡里开全体干部大会，琐碎事一大堆，最后胡书记还非要让我这个“王组长”讲一讲。散会时已经过了下班点，胡书记说他请客到乡里唯一的一个饭店吃饭。饭吃完了，当然结账不是现金而是大笔一挥签字记账了。饭局散了，一伙人嚷嚷着到办公室打麻将去了。他们知道我不会玩也没有拉我去玩。胡书记说：“走，王组长，我陪你溜达溜达！”于是我们便在哈黑公路上溜达，很快就到了林业检查站。胡书记说：“进去坐坐。”

      胡书记前脚往里走，我后脚跟着。只听屋里有人跟胡书记说话：“胡书记来了！”我走进屋里，只见有两个陌生面孔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桌子上放着一本普通收据。那普通收据在我们财税人员眼里，就是一本“白条”纸。胡书记对那两个人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市里派来的工作队的王队长。”胡书记在给别人介绍我时总是要把我说成是队长，其实我们加上胡书记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他们县里的来的是团委副书记，经常呆在县里不来，省经济报的那位热衷于反映问题，被县工作队队长给抽到县里闲置了。在那个乡里呆的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了，当然后来我也不常去了，因为实在无聊至极，好人也要闲呆完了。

      书归正传。我问胡书记：“这二位是……”胡书记回答：“他俩是辰清粮库的。”我问其中一个：“这么晚了，你们在这干什么呢？”他回答：“我们收农副产品特种税。”我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问：“你们粮库收税？”他回答：“对！”我问他：“谁让你们收税的？有税收票据吗？”第一问他没有回答，他说：“有票据。”接着便把桌子上的那普通收据推到我眼前。我迷惑地问：“你们用这个收税？”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对呀！”我说：“这是非法的，你知道吗？收税要用省财政厅和地税局联合印制的专门收税发票呀！”这时胡书记插话：“王队长是市财政局的。”我接着说：“是县税务局让你们这样做的吗？”那人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我们领导让我们来的。”我说：“好，明天我给你们县财政局打一个电话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此时那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了，只见他俩收拾一下手提包站起来就走了。

      望着他俩远去的身影，胡书记说：“王队长你给人家吓跑了，他俩肯定不能在预订的旅店住了，咱们到旅店住去。”我明白了，这两个人在这收税胡书记是知道的，他们之间是沟通过的。只是胡书记没有想到平日里乐呵呵的“王队长”居然管起“闲事”来了。我猜他当时肯定后悔带我倒检查站来，其实断了财路对他们谁都不好。

那年我曾吓跑“收税人” 那年我曾吓跑“收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