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70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被迈雷托士、赖垦、安匿托士控告。控告的罪状有两个：一是慢神；二是蛊惑青年。
苏格拉底有不死的机会，他的学生中想尽各种办法救他，但是他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交罚款就可以，他毅然决然地婉拒了。因为苏格拉底已经看穿了审判官的的目的，即装作威风，严厉执法，等待你来苦求后放你一条活路，以达到恩威并济的作用。然而苏格拉底偏偏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在苏格拉底离去300年后的公元前99年，在古老的东方，出现了一个遭受奇耻大辱却顽强不屈地活下来的人，这就是令我们今天许多所谓的史学家汗颜的司马迁。
司马迁继父职做太史令，因替汉将军李陵兵败而降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宫刑”。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但因为《史记》没有完成，公元前96年出狱，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为中国史学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至今依然很难有人逾越。
作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苏格拉底有可以不死的机会，但他正气凌然，慷慨赴死。作为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司马迁完全可以悲壮赴死，但他却无畏地活了下来。这是两个极端的对待生与死的典范例子，它比哈姆莱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更具有震撼力和冲击力。
苏格拉底果敢的选择了死亡。恪守了他的承诺，忠诚于他尊仰的道德，用自己的死给所有的雅典人留下了一个宁死不屈的烈士形象，而他选择死亡的大义凛然精神，使他成为了我们人类精神史上一个永远不灭的道德火炬，且永远熊熊燃烧着。
司马迁忍辱负重地活下来了，他说当时的心情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因此：“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伟哉，真丈夫！幸哉，中华民族有司马迁！他以批判精神褒贬当世，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后来史学者竖起了一个需仰视才得见的标杆。千百年来，我们常常自叹不如，我们时时想追赶超越，然而我们却为利益所绊，为风骨所限，为生死所惧，只能怯懦地望尘莫及！
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道德典范。司马迁选择了生存，为我们昭示了苦难铸就大业的旷世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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