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定窑白瓷婴儿枕，高18.8公分，底径31.0×13.2公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唐末以来，一向是“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五代军阀公然声称兵强马壮就可以当皇帝，当时的军阀安重荣就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以赵匡胤为例，后汉时投奔郭威，参加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提拔为归德军节度使，从军校做起，到进而掌管禁军大权，最后夺得帝位，也是如此。所以北宋建立后，积极吸取晚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专权独裁，制订了出一整套集中军权、财权、政权、立法与司法权的“祖宗之法”，其实质是指宋太祖、 太宗以来逐渐形成的以防微杜渐为核心精神的基本治国原则， 以及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诸多做法和说法。其特点以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基调为基础，将宽仁尙礼作为统治方针的主线。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事之为防，曲为之制”就点明了祖宗之法的精神实质。
于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赵匡胤即位之始，就导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在军事上，首先解除了与其一起打天下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并从降低禁军统帅的地位、削弱禁军统帅职权、疏远禁军将兵关系等方面从制度上进一步对禁军的管理体制进行“防弊”；在削弱禁军统帅权力同时，收地方精兵充实禁军，尽力削弱地方兵力；在财政上，将各地税收机关收归中央掌握，地方税收除了留下一部分供地方开销外，全部上缴，北宋除设置诸道转运司，专门负责财赋与漕运；在行政管理上，赵匡胤分割宰相权力，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设参政知事为副宰相，并以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分其军权、使宰相与枢密使文武分立，又分财权给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合成三司），号称“计相，这样一来，宰相主政，枢密使管军事，三司负责财政，权力分散，各自独立运行，一切都需要通过皇帝决断，同时宋朝进一步抬高御史台、谏院等监察机构的权力和地位，查纠、检举、弹劾各级官员，以保证宰相等官员不得不行事处处小心；在用人的方面，宋代始终贯穿着“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和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的原则，说直白一点，就是不能让人臣独大，掌握话语权。
所以，当代宋史专家邓小南在研究宋代官僚政治体制的确立时，将“祖宗之法” 的基本内容总结为：限制宗室、外戚、宦官的权利，权利的分立与制衡，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言事臣僚、提倡“忠义” 气节，后宫皇族谐睦俭约，“ 守内虚外” 的内政外交军事总政策，中央政府机构间、 臣僚间相互牵制，收缩州郡长官权利，倡导文武臣僚循规蹈矩， 防范喜事兴功，以文驭武…… 共同渗透出宋人意识中的“防弊” 精神。
然而，矫枉过正，宋的祖宗之法的“防弊”，带来了新的弊政，中央大权独揽，管得太死、太紧。例如，宋代以文驭武的军事方针， 甚至皇帝以“阵图” 指挥在外将领作战的做法，使得宋代在与辽、 金、 西夏、 蒙古的战争中难以发挥出武将的智慧和才能，从而造成国家军事力量积贫积弱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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