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周部族和殷商的矛盾由来已久，随着姬周部族的日益壮大，周成为西方诸侯之长，这终于引起了商代统治者的警觉，最终，季历被商王文丁软禁绝食而死。季历的死并没有打断姬周的发展势头，相反，他的儿子姬昌在各地网罗人才，明德慎罚，重视生产，姬周有实力不断蚕食殷商的诸侯国。
在公元前1046年的正月，姬发率领天下诸侯兵马五万直冲朝歌。此时，商朝大军刚刚战胜东夷，尚在回归朝歌的路上。商纣王大惊，紧急征调十七万奴隶及战俘，派往朝歌城外迎战姬发。
双方在牧野展开对决。不料，那些奴隶及战俘纷纷倒戈，引领着周武王的军队冲入城中，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在他往日寻欢作乐的鹿台自焚而亡。自此，商朝灭亡，大周兴起。
周代商，是一起寻常的朝代更迭，但是，这里面的历史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
1、打破占卜，拥护“天命”
当年，周文王被商纣王拘役于羑里的时候，将《易经》推演为六十四卦，这一成就，使周朝蒙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实际上，文王的《周易》和整个商朝的占卜气氛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就目前发掘到的文物而言，有两样可以代表商朝文明，一个是青铜器，另外就是甲骨文了。
商代的青铜器铸造技术非常发达，但是其用途无非两个，主要是祭祀，其次是酒器。透露着浓重的宗教色彩。而甲骨文则是用来记录占卜之事。
生活在商代统治之下的姬周，其行事风格自然深受影响，凡军国大事，皆需占卜。姬周在诸多方面也确实存在“问天”行为。但姬周与商朝不同之处是，姬周表面上奉行“占卜”，在遇到重大决策时，往往会根据形势而灵活变通。
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为试探自己的影响力，在孟津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许多诸侯闻风而动，皆来参加。演习时，一条白色的大鱼跃入旗舰，殷商崇尚白色，此举被认为是商朝灭亡的征召，然后又有一颗红色流星划过长空，围着武王的营帐盘旋，经占卜，认为是吉兆。
孟津观兵，虽然有八百诸侯响应，但武王掂量自己实力，觉得还是不如纣王，于是继续积蓄力量，等待灭商时机。
两年后，灭商时机来临，按照惯例，战前必然要占卜，连占三次，皆为大凶。姜子牙劝谏道，“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于是，号召天下诸侯共讨纣王。
行军过程依然充满了“凶兆”，比如共头崩塌、旗杆折断等，皆被姜子牙及武王以众望所归、天命难违为由“糊弄”过去。
到了朝歌城外的牧野，五万对十七万，兵力悬殊，且天气恶劣，在这种“大凶”征兆下，“天命”果然取得了胜利。
因此，周代商，这其实是一个对抗殷商“占卜”政权的过程，更是一个人心向背、拥护天命的经历。这对于周代传统哲学观的创建提供了现实依据。
2、建立周礼
公元前638年，曾经的前朝子民------宋襄公与楚成王为争夺中原霸权，宋楚两军在泓水遭遇。早已列好阵势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刚渡河、半渡之时、上岸未稳予以攻击。但打着“仁义”旗号的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准备好才发起冲击。
宋军不敌，宋襄公身受重伤，于次年不治身亡。后世在评价这段战事的时候，难免嘲笑宋襄公的愚蠢。
其实，宋襄公的这一系列操作，在当时是完全符合“军礼”的。
周代商后，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旦推出了“礼乐”制度，根据《周礼·春官》记载，其内容主要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三千年前就是礼仪之邦了。
严格说来，这些礼仪不是周代所创，它们在殷商甚至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是在周代形成了一个独立运作的体系。这些“礼乐”，其实就是对人们行为规则的一些定义，它的本质目的是周代统治者出于治理社会的现实需要，因此，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周礼是划分社会等级的一种标准。
举个例子，天子和诸侯的祭祀，其祭品就不同，饮食亦是差距巨大。天子可以每天吃羊肉，诸侯只能逢初一十五。
此外，周礼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周代，其影响至今。比如，拿葬礼来说，出殡当天摔碗、扛招魂幡的一定是长子，这其实就来源于周礼的嫡长子制。
结语
商代统治者凡事皆问神，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商朝政权本质是一种宗教和神权的结合体。周代商后，打破了政教合一这一传统，虽然周代统治者依然会占卜，但他们不会完全决断于占卜，而是会根据实际形势作出判断，而周礼体系的推出，正好填补了宗教、神权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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