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假期中我听到了很多版本的故事，仿佛在读《一千零一夜》，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刺激，无论城市，无论农村。
借着过年的由头，人们暂时聚到了一起，有的是真开心，有的是真不开心；也有让过年这张金名片都失去光泽的，聚不到一起，真开心还是假开心不得而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数以亿计的细胞在蠕动，在高歌，在低吟，明明灭灭，深深浅浅，倘有一个大导演去挖掘，细胞们的票房恐要胜过一年减100斤的贾玲。
我把听到的故事梳理了一遍，好像挖隧道一样，发现黑暗的洞子尽头，石壁上龛着个大大的“钱”字。为了这个字，人们鸡飞狗跳：有的口蜜腹剑，有的卸磨杀驴，有的明争暗斗，有的忍气吞声。
目睹了我叔叔往生的全过程，人们忙忙碌碌，活动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小时候的我，是把那些活动当“热闹”看的：还唱影子戏？道士都唱些什么？他们的嘴巴怎么可以张那么大？吹唢呐的腮帮子怎么会那么鼓？鸡蛋怎么可以立在一根插在米里的筷子上？吃了那个鸡蛋胆子真的可以变大吗？为什么要把四条长板凳立于正方形的四角还搭上四件上衣？总之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些活动新鲜而有趣。
去岁冬，我躺在床上又想着那些活动，当然包括活动中发生的光怪陆离的故事，突然灵光一闪：为什么人们能在这次活动中保持对立和统一呢？道教！对，是这根指挥棒在发挥作用，它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了。也有不信邪的，于是那些人就被踢出局了。人到中年的我自然早已不对那些活动感兴趣，反倒是对故事里的人感兴趣，用我那有限的认知试图去发现他们性格的成因，然后试图尊重和理解他们。
道教在特定的领域里大放异彩，钱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呼吸顺畅扬眉吐气。一只鸡或鸭或别的动物掉到粪坑里可能没人管，但若换成一张百元大钞必定会有人想方设法去捞上来，洗净，烘干，交易。
中巴车上的人说，她家亲戚在民政局工作，说以前5月20日这天，等着排队登记结婚的人若长龙，现在恰好相反，离婚窗口那边排起了长队，结婚窗口门可罗雀。我想起网络把90后归于“三无”人员的说法，看来此言不虚。
中巴车上的人又说，哪个村又建了养老院，哪家老人的两个孙子都被培养出来了，名牌大学的，父母把他们的奶奶送去了养老院，老两口每个星期骑着摩托车去看一次送点东西吃。这条新闻对我的冲击程度不亚于1999年我回村看到很多人用上了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波导手机。一瞬间，我感到悲哀、彷徨而又无助。
现代家庭的确是富裕了。一个农户的坪里停两三辆小汽车是常态，乡村公路上哪哪都是车，哪哪都堵，乡道的十字路口都有绿背心执勤忙碌的身影。
现代家庭生活的确是方便了。农民已经熟练网购，堂客们谈论着在兴盛优选APP里买的白萝卜便宜多了，才八毛钱一斤。农民们在网上买米、买油、买蔬菜、买坚果。
现代家庭的居住环境已经很好了。农村里到处都是小洋楼或精致的平房，光滑的地砖和墙壁，带油烟机的厨房，干净的卫生间里同时设置了蹲便器和坐便器。杂屋空着，猪栏里已经多年没有嗷嗷叫的家畜了。客厅里却有可能摆着可爱的泰迪的小床、衣裳、滑滑梯、尿不湿以及宠物专用小烤箱烘出来的肉干。
我懒了，不读书了，过年尽听故事去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仍然只能做做文学常识选择题，我无法赏析。用这两个题目做我这篇随笔的题目好像也行。周作家成书于1958年，我这毛孩涂鸦在2024年，比不得。
年过完了，火车开过来了，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循环了。我用劣质的杯子盛了一杯水，把那些故事当茶叶，泡了，喝了，吐了。
（甲辰农年农历初五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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