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

　因为《藤野先生》的文学魅力，藤野严九郎不仅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人，也是日本学生所知道的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日本人，《藤野先生》日文版被选为日本课本。　　　

《藤野先生》这样描写恩师的登场：“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全文始终未提藤野先生之外的另一个解剖学教授叫什么名字。那个被鲁迅忽略了的另一个教授，就是敷波重次郎（一八七二至一九六五），鲁迅仙台时期的解剖学老师。用今天的话说，敷波先生是学生心目中的“男神”。他毕业于名校，他的课堂全部使用流利的德语教学，“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给学生们摆迷魂阵，而是为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气氛，激发他们学习西洋医学的好学心，真可谓用心良苦”。　　

不仅是留学生周树人，所有上过课的日本学生都对于“缓慢而极有顿挫的声调”的藤野式开场白印象深刻，藤野先生犹如落语(日式相声）的老艺人（师匠），以一种旧时儒生朗读汉学经书的声调开场云：“解剖分腑之事，乃初学者入医之门而须臾不可离开者。”藤野的文言文腔调里还夹杂着浓重的北陆口音，常常被日本学生私下取笑。藤野和敷波比就是个乡下人，万事严谨，厌恶体育，不会说德语，只能用浅白的日语上课，这在崇洋的学生中反而是受到轻视的。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举行日俄战争祝捷会，同学们说最好是把藤野先生的课时用来开会，于是班代表经常去找藤野要求调课，他虽然露出很为难的脸色，但最终每次都同意了。虽然同台授课，但两人的生活面貌又有着天壤之别，敷波比藤野早四年当上教授，月薪一千元，而藤野月薪只有六百元。　　

在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学生的集体记忆中，藤野先生一直是“名捕”。敷波明显手比较“松”，藤野先生则是毫不留情的“紧”。虽然解剖学由二人共同任教，敷波把解剖学课程的评分事务交给了藤野，结果解剖学变成一门“落第坑”。每年在这门课上不及格的学生都会占到三分之一，这一年有二十个同学留级，因此许多留级生都对藤野抱有怨恨情绪。　　

在第二学年开学的时候，部分留级生为了发泄对藤野的不满，把怒火烧向了中国留学生周树人身上，诬蔑藤野先生向周树人漏题，“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事实上，周树人在仙台医专唯一的不及格，恰恰是这门解剖学，由藤野先生给出的分数。虽然谣言很快被澄清，但是这件事加深了周树人心中“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使他领悟到纵然逃避至仙台仍然逃无可逃，于是产生了厌弃仙台的想法。　　

东北大学校方以及一九〇四级学生中还保存着周树人第一学年三个学期的成绩表，周树人的学年成绩在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在六十八位，伦理学最高，最低分恰恰是藤野先生给出的解剖学成绩，藤野先生也未能在课业成绩上给予丝毫关照，这正是藤野“古怪”“刻板”“一丝不苟”的真实写照。　　

鲁迅生平最厌恶孔孟之道，第一年却在热心儒学的日本伦理学老师那里获得了最大肯定，而他最花心血的解剖学，却得了唯一的不及格。这样嘲讽的结果，也加深了年轻气盛的周树人对仙台的厌弃。　　

一九〇六年二月，敷波先生前往德国。敷波一直跟学生们保持着每年寄贺岁卡的联系，而一九一七年之后藤野就和学生们失去联系了，根源是学历歧视。在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时，校方在学历上面一刀切，既未留洋又无帝国大学医科学位的藤野先生被判定为不具备大学教授的资格，只有自动辞职。他辗转多地，一直在找工作，但都没找到。藤野先生，在四十一岁之后被迫转行，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村医生，直至一九四五年老去，享年七十一岁。把握了时代先机的敷波，一九一五年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一九六五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敷波八十九岁时自撰的《回忆录》中，仙台医专的岁月里，自然也没有关于藤野或周树人的一丝记念。　　

藤野出生地福井县是一个风气保守的旧藩，民间极为重视以朱子理学为基础的旧藩学。所以有一种在尊敬中国圣贤的同时也应当爱护那个国家的人们的心情。”藤野先生在那个普遍轻蔑中国人的年代，对一个中国留学生给予了细微的关爱。抛开国别身份，藤野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孔乙己”。　　

仙台的不愉快经历在鲁迅离开日本之后，变成心底不愿触摸的疤痕。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说：“藤野先生是大约三十年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学教授，是真名实姓。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三四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倘仍健在，已七十左右了。”虽然鲁迅与日本朋友交往密切，但他似乎并没有打算认真寻访老师的下落，宁愿把他想象为一位故去的老先生，远远地供奉在心头。一九三七年春，在福井县乡间被记者找到的活着的藤野严九郎，得知鲁迅以为他已成故人之时，曾冷淡地跟鲁迅的同班同学说：“被认为已经死了，倒觉得轻松些。”藤野先生后来还教过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归国之后曾写信给老师报告近况。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临别时“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鲁迅却从未这样做过，从藤野先生的角度来说，究竟是失望的。藤野先生的性格颇似陶渊明的自谦语—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作者：吴真《读书》2017年11期《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