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3

鸟铳·步枪·驳壳枪（长篇小说连载之二十三）

第二十三章 纠结的土改和成分划分 

解放战争时期，浙东新四军主力北撤，金萧支队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原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活动地域是以诸暨、浦江、萧山、桐庐、富春五县相毗邻的地区为中心，逐渐扩大到浙赣铁路萧山至衢州段两侧、富春江两岸约1万2千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

 在中共金萧工委的领导下，金萧支队坚持武装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开辟、发展和巩固了金萧游击根据地。在3年零8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岁月中，金萧武装驰骋转战于浙中、浙西，经历了60余次激烈的战斗，粉碎了敌人7次较大规模的围剿，攻克了敌人一个又一个据点，捣毁了一个又一个国民党乡、镇公所，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还一度占领了原分水和寿昌县城。

 金萧支队不但击溃了根据地内外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而且粉碎了国民党第216师和第203师两个正规师的扫荡，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华东正面战场的作战，金萧武装从初始主力北撤后的几十人发展到4000多人，建有15个大队（包括县大队），成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8年10月，金萧支队主力一部在政委张凡的带领下，到富春开展外线活动。在沧头、胡岭脚两地先后打击了国民党富春县保警队、敌第九戳乱工作团，还救出了被敌抓捕的2名教师，处决了作恶多端的敌情报组长，奔袭了国民党场口镇警察分所。

1948年12月底，在县工委书记兼县长李群同志率领下，富春县自卫中队进行外线出击，捣毁了国民党桐庐县深澳乡公所，又从东梓关渡富春江北上，奔袭了国民党新登县渌渚镇警察分所，回途中又在渌渚镇汽车站附近的公路上，截获了国民党辎重车队12辆汽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

1949年1月中旬，金萧主力一部在富春县大队、县武工队的配合下，长途奔袭大源镇，捣毁了国民党富春县政府的大源粮仓，缴获了上万斤粮食，镇压了民众痛恨的征粮官。

1949年2月6日，驻场口镇的国民党富春县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害怕被我军包围消灭，从场口镇撤回到了富春县城。从此，场口地区已无国民党军的据点，基本上在我金萧支队地方武装的控制之下。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后，金萧支队积极做好迎接大军的准备，开展了整军整风。先后解放了分水、新登、临安、萧山、桐庐、浦江6个县城，配合解放军先后接管富春、建德、兰溪、义乌5个县城，与粟裕统帅的第三野战军第21军第62师会师后，又配合第62师追歼了大批溃逃的国民党军队。

1949年4月下旬，富春县党政武装在县工委书记兼县长李群的率领下，先后在大章村、龙门镇参加了金萧工委、金萧支队部组织的整军整风，学习城市政策，做好了接管富春县城的准备工作，向革命烈士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5月5日，李群率富春县的党政机关和武装，随金萧工委、金萧支队部从江南渡过富春江进入富春县城与华野第62师一部胜利会师，开始对富春县域进行接管。

5月下旬，富春县划归第九地委、第九专员公署管辖和领导，南下到富春任职的干部陆续到达县城，成立了中共富春县委、县人民政府。

随即在全县农村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工作，桐洲村的赵阿珍和倪福生两人都曾参加过革命工作，是中共领导的富春县武工队成员，军事素养较高，且都担任过指挥员职务，自然成了上级动员的对象，两人确也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其中赵阿珍一度还担任了桐洲村的农会主席，两人组织班子成员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较好地完成了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工作。

1950年冬，一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富春县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缺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为了深入地发动群众，县政府派出了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建立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土改工作队进驻赵阿珍和倪福生所在的桐洲村后，先召开了小组会议，研究和布置工作，首先召开农民大会，宣传土改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号召全村贫雇农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土改运动。

通过调查、访问，摸清情况，找出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然后住到他家去，叫做“扎根”，这一户贫雇农就叫做“根子”。

土改队员与“根子”赵锡旻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向赵锡旻宣传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路线，经过三番五次耐心和细致的教育，终于说服了他，提高了“根子”赵锡旻的阶级觉悟，认清了阶级敌人。

于是，赵锡旻有事就向土改工作队员通报，介绍桐洲村里的情况，摸清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后，土改队员教育和引导赵锡旻去发动其他贫雇农，动员他们，要团结起来，斗争地主，这叫做“串连”。

赵锡旻动员了两、三个贫雇农，名字叫什么，土改队员都登记在本子上，通过“根子”赵锡旻把那些贫雇农邀请来，土改队员给他们上了阶级课，宣传党的土改政策。

土改工作负责人胡敏说：“你们农民长年劳动，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到头来还是受穷？地主凭什么不出工劳动，吃好穿好有钱财？”通过胡敏的一番教育，提高了赵锡旻等“根子”的阶级认识和阶级觉悟，认清了农民贫穷的根源。

在胡敏等土改队员的鼓励下，桐洲村赵锡旻等“根子”大胆行动起来，又去动员另一批贫雇农，串连工作是分步骤分片地进行的，首先串连贫雇农，接着又去串连中农，团结中农，组织一支稳定的阶级队伍。

当时对待富农是采取中立的政策，既不去串连，也不打击，这叫做“中立富农”，这也恰好与土改政策相吻合。

扎根、串连，这些工作任务完成后，胡敏等土改工作组又专门组织召开了村民诉苦会，全村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在晒谷场集合，让赵锡旻等“根子”诉出自己的苦与恨，再选出苦大仇深的典型，参加全乡的诉苦大会。

土改工作组精心布置和安排的诉苦大会，有专人负责记录，在诉苦大会上，主持会议的胡敏抓住时机，对台下黑压压的村民大声说：“乡亲们，你们想过没有，究竟是谁给我们带来了苦难？”

见台下无人应答，胡敏心想这里的村民思想觉悟一点也不高，就清了清嗓门说：“你们要记住，是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地主恶霸，剥削你们、压迫你们，使你们吃苦受难。”通过诉苦大会，农民们似弄清了阶级观念，提高了思想觉悟。

桐洲村的群众被彻底发动起来了，土改队又组织全村群众学习划分阶级成份的政策界限，讲清条件，列出标准，让群众对照条件去评议村里的阶级状况，谁家是地主、富农、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等。

根据《土改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等有关精神，依靠群众，经富春县土改委批准，赵阿珍和倪福生所在的桐洲村共评出地主4户，富农7 户。

评出地主后，按土改工作队的要求，村农会主席赵阿珍指派民兵背上三八式步枪，当然枪里是没子弹的，很威风地到地主家去封锁财产，叫做“封家”，贴上封条，严禁动用。

揪出地主后，就让他主动交代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地主要面对群众坦白交代，并交出果实。交代完毕，组织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上台揭发地主的罪行，哪一年强占田地、放高利贷等，并要求地主对证认罪，地主承认的，要在会议记录材料上签名。

土改运动是有领导的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到1952年底，富春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全部圆满完成任务，全县分二批开展查田定产工作，最后发放土地证。

土改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路线指导下，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取得的巨大胜利，从此恢复生产，发展农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在土改中，对于地主分子，除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予以镇压外，都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陈明标，凭借其土地拥有量应该被评上大地主，但其作为开明乡绅，在灾年开仓济粮，腊八节施粥，修桥筑路，捐款办学，众乡亲都站出来替他说好话，表示要给陈员外一条出路。

尤其是农会主席，原新四军金萧支队富春县武工队队长赵阿珍第一个提出来，要善待陈员外，理由是当年陈员外对武工队的支持极大，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胡敏带队的土改工作队，也充分考虑了广大村民的意见，在认真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报请上级审核同意，决定让其自食其力。

福生终于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轰轰烈烈的土改和阶级成分划分，让他心头一度极为纠结，一直担心义父陈明标的安危，私下找了农会主席赵阿珍和土改工作队负责人胡敏，反映陈员外的为人，希望政府给他一条出路。

福生自身则被评为下中农，入列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算是无尚光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得感谢小时候的赤卵兄弟姚麻子，给他带来了北方搞土改划分阶级成分的消息，在1949年春节前后，陆续将手中购入的土地转手，仅保留了养娘赵接生婆遗留给他的那几亩薄地。

福生是孤儿，仅继承了养娘遗留下来的几亩薄地，自己手上购得的那几亩厚地转掉了，所以手上持有的那几亩地，按全家4口人平均下来，也就评了下中农成分，光荣地站在了无产阶级的队伍里。

倘若没有姚麻子带来的消息，土改那年，以福生手上持有的田地，就很有可能戴上富农的高帽，富农也就离地主一步之遥了，那就不仅影响到他个人，还将影响到他的子孙们，真是万幸啊！

土地改革运动，从经济基础上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同时也削弱了富农阶级，没收或征收的土地、财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和部分下中农，使农民所得到的土地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土地改革，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土改运动，从本质上来说也仅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必然的，所以土改后不到5年，全国农村公社化就使其彻底终结，中国耕地的国有化成为唯一的道路。

福生临死时，还是很感激死在国共内战战场上的姚麻子，但是福生至死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仅仅比别人多了那么几亩土地，就会被评为地主，既被没收了土地，日后又挨斗挨批，被整得来死去活来，子女参军、入党、就学、工作等都要受到影响，同样都是农村里生活的人，这实在是有失公平。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村里某些好吃懒做、吃喝嫖赌、甚至抽大烟、卖掉了祖宗土地的无赖，却被评为雇农、贫农，脸上感到很是光荣，相反，辛勤劳作、省吃俭用，有点银两就添点土地的勤劳之人，倒成了地富分子，都成了被没收、被打倒、被专政的对象。

本文作者需指出的是江南人性格较温顺，不像北方有地财主和无地农民斗争那么激烈，所以土改初期基本没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工作进展始终顺利，分得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是满意的，在土改初期南方被镇压的地主极为少见。

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广泛深入的镇反运动，中央对国内的形势看得严重起来，在土改运动的方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将土改工作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于是就有了“和平土改”向“暴力土改”的转移。

个别土改工作队员对上级号召的对地主阶级“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以捆、吊、打人的方式替代政治斗争。暴力土改和对地主的乱打乱斗造成人员死亡就不可避免了，斗死的、俄死的、关押至死的，个别地区甚至发生直接枪毙的现象。

土改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地主阶级，废除封建的土地生产关系，但是中国的农村是复杂的，尤其在江南农村，大地主、大恶霸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是广大的中小地主，他们当中不乏开明绅士。

江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和北方有着极大的区别，即使在解放前，地主和农民的依存度还是很高的，农村的阶级关系并不紧张，农民包括雇农都会尽责种田，分配后温饱基本不成问题。

因为对地主的定量，几乎从来就没有制定出一个科学的标准，土改的最大过失，就是没有做出政策规定，没有说什么样才算剥削，怎么样的剥削才够得上地主和富农，结果靠村里的贫雇农来定，于是贫苦农民求财心切，见富即打，个别地方就连不足10亩地的寡妇都被划为地主。

三年后的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政府通过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名正言顺地把农民个体所有的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的土地，

实质上就是土地国家所有制了，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了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的区别，但是地主、富农的帽子，都一直戴着，历次运动都是专政的对象，本文作者对此深有体会。

直到第二代核心执政时，才给广大农村的地主、富农包括右派分子等摘帽，其子女参军、入党、提干、就学、就业等才不受影响，结束了封建的血统论。

所以，福生感到这样的阶级成分划分，不够严谨，总有不合理的地方，哪个人不想过好日子，越穷越光荣，越富越要斗，对土改和阶级成分划分，福生至死都是有自己的疑虑，这也是他纠结之所在，福生至死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还都戴着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