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法制引导老百姓，用刑法来整顿社会，虽然社会秩序为之稳定，但内心却失去廉耻。
用道德约束百姓，用礼教化社会，百姓不仅有廉耻之心，还会使人性归正。
就是说，统治者用严刑法度管理社会，老百姓就会在法律范畴之内活动，考虑的是不犯法，至于是不是被别人戳脊梁骨，那就不在乎了。试想，如果是这种合法不和情理的社会，是不是缺少人情温度呢？
换回到实际生活，《少帅》中，张作霖有句台词很提气：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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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AI是不是也会这样呢？科技发展在不违背人伦前提下，可以替代绝大多数工种，但唯有情绪关怀，是AI不能替代的。
这就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底蕴。
纳兰性德和晏几道等文二代公子们，他们的生平其实也在说明同一个类似问题；有了上几代人刀尖上嗜血的搏命，他们才不愁生计而潜心创作留下千古文章的思想创作。
纳兰性德和他的那些贫贱之交谈诗论道前后若干年，英国两位富家子弟波义耳和马略特搭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天文台，他们和牛顿等人一道开创了西方的科学时代。
一直有人争论，到底是波义耳牛顿这些人的工作有意义，还是纳兰性德这样的人对文明的贡献大。这很难说，要看处在人类发展的什么阶段了。具体到当下的中国，我们并不缺波义耳和哈雷，倒是很少能见到纳兰性德和晏几道这样的人。
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讲过这样一段名言：“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孩子才有可能学习数学和哲学，以及地理、自然历史等等，然后我的孙子才有机会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编织女红和瓷艺”。
换句话说，前几代的人要考虑生存和安全问题，这就是亚当斯所说的政治和战争的必要性；接下来要考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科学和工程；当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以后，人类就会追求艺术等更高精神层面的东西。
很多人希望通过一代人实现鲤鱼跳龙门，能够实现当然不错，但是，更现实的做法可能是像亚当斯所说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孩子能够像晏几道或者纳兰性德那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果说法律管理社会，是出于考虑百姓的安全和生存权的话，那么道德引导社会就是让百姓的生存更具有人情温度和个人尊严。
近几年国家一直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获个人生存自由基础上，从个体尊严上引导百姓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实从居民的消费观念和休闲生活已经很明显；以前的喝酒打麻将越来越转化成为广场舞健身和读书。
今天是基于昨天，明天又是基于今天，我们的生活不能只是局限于昨天的苟且，而忽略了美好的明天。
让苟且与诗和远方共存，享受每一刻独特的当下，仔细品味每一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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