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季氏》有记载：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 鲤退而学诗。
此处的“诗”指的是《诗经》，当然还可能包括更多流传在乡野、庭堂之中的歌。我们现在一本正经翻阅《诗经》时，也许会忽略掉这本书中记载的诗歌是可以用来载歌载舞。正如孔子对于《诗经》的评价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被放在《论语·为政》一篇中。
诗歌与为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思无邪“三个字的通常解释为思想纯正。孔子肯定对《诗经》中传唱的诗相当熟捻，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诗经》中那些愁男、怨女的相思曲，对于为政的人而言，到底有何帮助？即便历经千年时光，《诗经》中那些至情流溢、直抒衷肠的诗，现在的我们读一读还是能明白。与其说《诗经》中古人启发在先，还不如说迄今未变的依然是男的愁、女的怨。
进一步的说，为何是不学诗，就不能言谈对答吗？还是说在言谈之间掺杂诗句，会让表达更为流畅，还是说让语言听上去或看上去更好一些呢？那么，粗鄙的语言是不是就毫无道理可言呢？这些恐怕都不是孔子的本意。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言行举止不是来自现场速写，而是来自回忆。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来自弟子的整理和加工。有人说《论语》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不过纵观《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种种行迹，孔子所面对的环境更多的是“非仁”与“不仁”。孔子所倡导的可能是彼时缺乏的。后世司马迁的一句总结可以为这个说法提供一个注释，语出《太史公自序》中-----（春秋）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孔子的年龄在春秋时代算是长寿了，对于处在“不仁”的时代里，活得久意味着见得多。不过通篇《论语》中，我们看到的是孔子身处他的时代里哀而不怨。正如我们看到孔子见到了多数弟子的死亡，但这位老先生该一哭的时候就一哭，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去做什么。我觉得，理解孔子这个人，或许在坚忍不拔上要多琢磨一下。合在一起就是哀而不怨，坚韧不拔。能一如当初的坚持自己的选择，也就是伟人了。
在阅读《论语》时感受到的“仁”与“正”，恰恰对应《左传》中恣意生长的“诈”与“力”。春秋时代中的宋襄公，读史书的人多半对他嗤之以鼻，但我们是不是也得警惕一下自以为的智巧是不是缺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对于取得胜利而言，或许太在意“胜利“对于自己“赢得漂亮”的现实意义，而忽视了胜利还有“赢的合理”与“赢的高贵”这样的说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宋襄公也偏偏在“不仁”的大环境中，竖起了自己坚持的“仁义大旗”。不乘人之危，不取巧，不使诈。宋襄公相信的勇气和实力让他所相信的时代提前断送在他手里。这位有所坚持的宋襄公可能也感觉到时代氛围变了，周围的人早已变了，只不过，他选择了不变。
再举一例，《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从其记述中看到一位隐忍退让的郑伯，但这些附加的判断放在百姓家中还可适用，但放在权力的风暴眼中实在是太过牵强。我们要看到的除了表现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郑伯之外，还应有一个处心积虑等待对方犯错的郑伯才是完整。段叔的种种要求，合理或是不合理的，会有旁人纷纷议论，郑伯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朝野之上的议论纷纷。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多行不义，必自毙”之语中跟着的是“子故待之”。郑伯做的不是制止，而是助长。换作现代的说法就是“让敌人暴露在枪口之下”。郑伯就像一位等待猎物犯错的猎人，读者读这篇文章时会被故事所吸引而忘记了扳机始终扣在郑伯手中。
郑伯无非是要为自己寻找一个迫于形势的理由而已。毕竟，“兄弟阋墙”这件事放在百姓家不过是街头巷议，多口水，不害命；而在帝王家却是性命攸关事，马虎不得。《左传》以此事开篇，见微知著，意味深长。越往后，连着藏着掖着都免了。可见司马迁总结春秋之语不是乱写。在春秋五霸和赵国七雄的故事中，变幻多端的是事，唯独不变的是诈与力。这些“不仁”、“不义”、“不正”的事，孔子看到了一部分，庄子、老子也不会独善其身。只是，孔子选择了现实主义，庄子选择了超现实主义，老子选择了神秘主义。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活法，或生活的态度。
身处乱世，颠沛流离中，什么可以安慰自己的心呢？孔子读诗，那些至情、至性的国风、野歌，带来不同地方的人生活下去的勇气、惆怅和哀伤。孔子或许就是在这些诗里，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或许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会更贴近孔子。哪个时代，谁不想听听说自己心里事的歌呢？更或许，孔子就是咏着这些诗歌，紧紧握着牛车上的轼木，奔走在那个不讲仁也不说义的时间里和道路上。
换作当下，在一个人纵横四海时，可曾有一首或几首精致的诗句，在不会粗鄙的独处时念叨吟诵？想必还是有的，只是喃喃自语，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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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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