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说：可以不说好话，至少不能说坏话；可以不说真话，至少不能说假话；可以不说有用的话，至少不能说废话。
在历史课本火烧圆明园一节，有个总结，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总结过于简单、肤浅。落后是因为不进步，进步包括统治阶级的进步和老百姓的进步，双方都要进步，国家才会有大的进步。老百姓要督促统治阶级进步，统治阶级要不断制度优化，释放老百姓进步的潜力。清朝为什么垮掉，统治阶级不进步，老百姓的进步潜力被束缚。鸦片战争后，被迫进步，但是，统治阶级心不甘情不愿，别人打一下，动一下，老百姓知识水平低下，麻木不仁，没有进步意识，搞了六七十年的改革，实业改革、教育改革、政治改革，都搞得不彻底，进步不大，效果不好，最终在内忧外患下，帝国崩塌。历史课本上，一直记载一些东西，某个皇帝英明神武，某个皇帝误国误民，某个大臣刚直不阿，某个大臣坏透了。可惜，人们不怎么关心让好的东西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让不好的东西被制约、改进，同时，不断改变或改进，越来越好，越来越适应新的生产力。这个需要一套体系——如何设计一套体系，让统治阶级和老百姓共同进步。老百姓的进步在于提高教育水平，并把学校所学充分转化为生产力。管理层的进步在于提高管理水平，把老百姓的活力、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判断是否进步的几个标准：1、本国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否跟得上世界发达水平，2、本国的管理层是否跟得上世界发达水平，本国的平民层是否跟得上世界发达水平，3、本国的整体发展水平、管理层、平民层相比过去，是否在进步，4、管理层和平民层是否适应新的生产力，5、管理层、平民层是否有效沟通，是否共同制约、促进。另外，当今社会应该废除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一说法，应该改成管理层和平民层。
当心，到处充斥着无用的废话！
民国是个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是结束了几千年的一些东西，一方面是引进新的东西，那时，终结者很多，引路人很多。大部分人，要么是个完全的终结者，要么是个完全的引路人，前者全面否定过去，否定祖宗，后者全面推崇从西方拿来的东西，也有少量的人，就像蒋梦麟在《西潮》中说的“不唯新，不守旧”，而是批判性地看待新旧事物，一些代表性人物有：蔡元培、胡适、孙立人等。孙立人接受的高等教育是美式的，接人待物是中式的，比如 在长辈面前磕头请安，他坦然接受。
看样子，诸葛亮的策略有问题，过于专注于短期策略，忽视长期策略。诸葛亮身为丞相、军事统帅，更多的业绩似乎是在军事方面，在治国理政方面似乎做得不够。结果是，国家发展的不够强盛，国家对诸葛亮的依赖太重，离开他就不怎么玩得转，以至于最后落得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丞相身亡，国家很快就被魏国征服。反观越王勾践，采纳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略，做长期打算，发展经济，办学校培养人才，鼓励生育，任用人才，发展军事，做到民富国强，打败对手是手到擒来的事。可见，战略上正确，其作用远胜战术上正确，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国家强大了，才有击败他国的资本。
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体现的问题是管理者与民众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管理者要业绩，有时候就会推一些看得见的、短期效果明显的、远远超出需求的项目，对民众来说，不见得是好事，不见得符合民众的真实需求，作为管理者，可以问自己一个简单问题：假如这笔钱是自己的，我会这样花吗？
Practice make perfect。《卖油翁》里老翁说“无他，惟手熟尔”。通常的做法：凡事都得不断投入时间，反复练习，不断改进提升，最好是找个好的模板/榜样，以此为目标精进。高级做法：像瑞·达利欧那样直面问题，寻找最好的解决方面，总结原则，建立模型，不断优化模型，不断提高。练习有两层意义，第一层，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不停练习，提升水平，第二层，在进入陌生领域时，可能会有害怕畏惧、不愿学习的心理，只有硬着头皮，多花时间，磨得时间久了，手就熟了。前者，比如NBA球员，利用休赛期不断打磨技能，改进短板，飞行员、军人等利用模拟训练提升水平……；后者，比如一个人内向的人，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过演讲，会局促不安，通过练习，可以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戴安娜王妃的老公查尔斯王子，从一个口吃者进化成能够成功演讲的人。
莲花生大师在山洞里修行几年，吃野菜，浑身发绿；达摩祖师一苇渡江，在山洞里一坐就是九年。孙立人被软禁在台中的家里三十三年，三十三年足不出户。维克多·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呆了一年。最近这两年，新冠疫情肆虐，经济不景气，有人长时间被封控在家，患上抑郁症。为什么有人可以平静地接受一种在外人看来是坐牢一样的日子，甚至甘之如饴？苏轼写过：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变化难免，剧变防不胜防，适应变化容易，适应剧变困难，如何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下安放内心是一个问题。沈从文在建国后不能继续写作，内心很痛苦，作为一个经历过很多磨难的人，他拿得起放得下，转行安心从事古代服饰研究，一样可以出成果。可见，放下执念，顺势而为，是一种安心的办法。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