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分为上下两册，上册讲述的是文革时期的故事，而下册着重描写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上下两部的风格差异较大，上册的故事更能够打动人心，下册则是极致的荒谬。差异如此之大恰好是余华想给你显现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这两个时代的差别是那么的大。
余华曾说过：“写作不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发现，它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同时又给它一种新的生活容貌。”
余华的作品里面大多充斥着死亡与荒谬。正如他之前所写的《活着》一样，《兄弟》里面的角色也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了。谈及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余华自己表示，《兄弟》的上部是描写文革时期的景象的，而文革这个题材本身就很难绕开在他童年和少年时期发生的那种真实的场景。1960年出生的余华是经历过文革的，因而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的带有文革记忆。不管是简单直接的描写亦或是笔触中若有若无的悲伤，都直指向那个荒谬暴力的时代。这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会对其人生轨迹产生影响，对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亦有相同的作用。当小说家开始提笔创作有意识的输出时，他便会在自己的记忆中寻找相似片段进行再加工。因而作家自身的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对作家的创作是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影响贯彻了他们创作的始末，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余华的作品风格与他人有很大的不同。他长于玩弄文字，以细腻的笔触，打破常规的文字组合构造出另一个空间。这个世界立足于现实又独立于现实世界，怪诞、隐秘、非常态，非理性是他的关键词。他将有形转换为无形，将有限的事物扩充成另一层面的东西。
“我觉得，我再残忍也没有我们现实中的某些事情残忍，我再荒诞，也没有现实中发生的那些故事荒诞。”这是《兄弟》出版后余华在某次访谈中说过的话，这从侧面的证明了文学是来源于生活的。他所书写的那些被认为是荒诞的，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他而言不过是童年故事的延续，而他所做的，就是将其以文字的形式书写出来罢了。
作家的创作都带着自身经历的烙印，这是毋庸置疑的。余华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黑暗现象，常常描绘民众的苦难生活。这种创作视角得益于余华自小成长的环境。他从最基层的环境中成长，因而他的所见所闻变成了他创作的底色。“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的经历是决定他的一生的，当我少年时期经历了这样最基层的一种生活，我现在关心仍然是这样最基层的生活。”他所书写的，是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创作者总是会将自己心中的东西加工后再产出。海盐小镇是余华记忆中的小镇，而他也经常在他的小说中对其进行塑造。《兄弟》中的刘镇便是取材于此，但却也有一定的出入，虽然还是有着海盐小镇的影子，但却又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是作为一种符号，一个虚构的场景放在那里了。
余华将其童年的体验放入虚构的故事中去，不断的重复使得体验印象加固。对于《兄弟》中暴力与死亡的描写，余华自己解释是这与他自小在医院中成长的经历有关，过早的面对鲜血与离别使得他长大之后再次面对相关的事件后显得平静异常。这是余华对这个世界的最初体验，而这种体验深深嵌入了他以后的创作中，体现在了《兄弟》接二连三死去的人物身上，体现在了《兄弟》中有些血腥暴力的情节之中。余华生活的年代是颠覆常规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都被外界强硬的毁坏，这也造就了余华从一开始接触到的世界观便是带有写扭曲的，不是那么正常的，当他从中挣脱出来之后，他对社会只余下了失望，进而变成了绝望。这也不难从《兄弟》中对文革的描写看出，里面人们的表现是令人作呕的，社会秩序早已混乱伦理体系更是崩塌。余华能够写出这样的情节，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经历过体验过。这也是余华第一次真正的对文革进行全方位描述，他以一个孩童的视角讲述这个故事，用作品中孩童超乎寻常的行为，去厕所偷看女人屁股，用电线杆压抑自己性欲的表现向我们述说文革的危害。
余华说， 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 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
余华与哥哥的关系算不上太好。父母忙于工作，他与哥哥经常性的被锁在家中，仅仅比余华大两岁的哥哥并不能够给他足够的安全感，除此之外还常常与其打架，或者只留下余华一人遗弃，这令当时本就深陷恐惧的余华更为痛苦。这些经历都深深的埋在余华心里，并在以后的作品中略有显现。在《兄弟》中亦是如此，从李光头和宋钢看似坚硬实际上不堪一击的兄弟情中可略微窥出余华对兄弟情的不信任感。而最终一人死去，只余下一人在世上怀念的结局我则认为是余华对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做的一次改正——他在他的世界中表达了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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