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姓汪。称之汪博士,则显远疏,唤之汪同志,又太过革命,汪曾祺老先生和他仅有一字之差,虽学术重点不同,然都造诣颇深,故唤之汪先生,以示敬重。
汪先生体格硕大,这种体格放在古代,一定是一员骁将。我们结识是在初中,彼时我偏瘦弱,而他高而壮实,我们却成了好友,真是不可理喻。
汪先生的心理和他的体形不大相符,说白了,他的内心住着一个孩子,他总是痴痴地朗笑,让人不解却心情愉悦。初中时我总是骑车归家,他租住在外,没什么娱乐,而我更是无趣,照理说应该没有交集,却阴差阳错。我去过一次他的小屋,是个不规则的南方“四合院”,他在窗台上种瓶瓶罐罐的绿色植物,看来侍奉地很好,枝枝叶叶都绿得发亮。这个习惯也一直延续下去,不管阴翳与否,绿意永远葱茏繁盛。
他不喜运动,跑几步便气喘吁吁,却人缘极好,是个“大活宝”。他和女同学玩耍,总能侃侃而谈,语速却极缓慢,不急不躁,慵慵懒懒,小桥流水般。我们那时有个三人小组,喜欢各执己见,总是争辩讨论,面红耳赤,他却总是不慌不忙,只是提高嗓音,仍然面色平静。
写作方面的造诣,他是没我高的,然而论书法,我甘拜下风。他写字用劲儿,字体却温润圆满,和人一样丰腴,极是悦目。邵老师上课点评作文时总要夸夸他行文端正,卷面清秀,我是不服,然而写字总是有棱有角,近看钩提顿笔有模有样,远看却糊成了一团。幸好行文和书法可以分而论之,我们也算是各有所长。后来我去合肥上学,他予我信件,仍是满纸隽秀,我央他赐墨让我参加书法比赛,他也欣然接受,宣纸行文,肆意恢宏,然而比赛的事后来也没了踪迹。
高中时我们考上了不同的学校,他的人生一路上扬,进了奥班,上大学,读研,去台湾深造,留学美国当博士。时日渐长,人生轨道也愈加疏远,身在异乡是件难事,海外求学也是重担,但我仍然可见他种着多肉,摆着满满一屋,郁郁葱葱,照料地正好。
前几日我们通话,越洋长途,我便记起了离乡后的几次相见,在合肥见了两三次,在蓬莱见了一次,其他的几乎寥寥。而如今我在更远的内蒙草原,当年的三人组成员,一个在东方上海,一个在祖国边陲,一个在大洋彼岸,均隔着上千公里的路程,再见已是困难重重。
生命给了我们馈赠,给了知识、阅历,接纳世界的能力,也给了分离、剥夺,感悟世界的孤独,从前的时光一去不返,但梦想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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