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中国民族由于习用阴历,对于月是具有特别深厚的友情的,农民的生产劳动要看着它,离乡背井的人们要看着它,元宵节时要看着它,中秋节时要看着它;吴刚伐桂的故事,嫦娥奔月的故事,玉兔捣药的故事,它乃是一切美的想象的总汇。《吴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人民是多么熟悉于这个月，人民的苦乐都在她的照耀之下,它成为古代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日历,一个活的月份牌,所谓“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这一个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象,它是结合着中国人民感情的月,是被中国民族传统所丰富了的月,一般说来,比西洋诗中“月”的接触面要显得宽阔得多,这就是广泛意义的民族形式。而李白通过了这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就写成许多千古传诵的诗篇。
唐诗为历代广大读者所喜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引的两句话说得好:“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这里所谓的“今诗”指的是明诗。明代以七子为代表的诗坛专意摹仿唐诗,但摹仿是陈陈相因没有生气的,所以“才脱笔砚”便“已是陈言”。至于唐诗本身呢,则千载之下仍是那么“色泽鲜姸,如旦晚脱笔砚者”。两者之间,相去又如何之远呵唐诗的语言明白易懂,这也是大家所都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但比起唐以前的诗坛来是如此的,而且比起它以后的诗坛来也是如此的。例如明、清的诗歌,它离我们的时代比唐诗要近得多,那么为什么反而不如唐诗那么明白易懂呢?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明白易懂也并不难,难得的是以那么浅近的语言却能取得那么精湛的艺术成就;这深入浅出的诗歌造诣,又正是唐诗为人们赞赏的一个缘故。明白易懂自然更不等于一览无余,一览无余又怎能百读不厌呢?而唐诗却正是以其明白易懂而更为人们所百读不厌。这之间既有统一又有矛盾。唐诗中有一些人人传诵的名篇,其间的诗歌语言就不一定都那么明白易懂。即以杜甫而论,也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并不那么易懂的诗句,但无疑的却又是好诗;这里的情况正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诗歌语言本来是允许有一定跳跃性的,有时跳跃得比较突出了些,就可能感到不那么平易;可是如果它因此却取得了强烈的艺术实感,那么人们就会爱不忍释;杜甫《秋兴八首》中的这两句诗的情况可能就是如此的。但这样的诗句在《秋兴八首》中又毕竟是偶然出现的。而语言的明白易懂乃是语言的美德,诗歌虽然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却不能不植根于日常的生活语言之上,远离了生活语言,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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