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认识了一个朋友,做点评很老辣。比如大家讨论“校园霸凌”的时候——
甲说:“少年犯是社会风气不好。”可人人都过日子,也不是人人都当少年犯的。
乙说:“青少年出问题是家庭教育的锅。”出了问题的人,谁没有为难之处?只是有为难之处,也没有为难别人的道理。“家庭教育”可能是诱因之一,但也可能有诱因二三四五。
丙说:“有时候不存在被别人误导,人性本恶就该得到处罚。”要是说人性本恶,人性本善派也要说话的。如果正面的人偏激,反面的人也得用力过猛,才把正面的人拉回来。
丁说:“不赞同人性本恶。孩子是一张白纸,全靠后天的描述。”描述好问题,接下来就要想,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吗?
戊说:“我不喜欢这个热点,传播只会让更多学生效仿。”只是捂上眼不看,也改不了现状啊。
朋友说:“法律不修改,一切都等于零。”
如果说大家把思路拓宽了,朋友就把答案聚焦了出来——
说难听点,教孩子像是教“聪明的小动物”成人。是制服“小动物”的一面,把它藏在里面,也是固定住“人”的一面,让它朝向外面。
这个过程,需要道德的表扬、法律的惩罚,双管齐下。谈道德是拉上限的事情,解决霸凌是划下限的事情。
道德说得再漂亮,没有难看的明文规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朋友看问题毒辣,但为人很有意思。嬉笑怒骂、老少通吃,前一秒正襟危坐,后一秒背过头说要朝广场扔鸡蛋。
有时候觉得,他活像个相声演员,能把别人逗乐,把自己逗哭。
说到“做人做成了演员”,我就想起《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解释,很有意思——
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不是照明灯从天而降,你一辈子都意识不到自己是个演员。
怀疑真相的人,有的自己跑开了,有的对不怀疑的人冷嘲热讽,觉得自己对极了。
可跑得远虽然舒服,也会失去社会身份,失去被认可的途径;冷嘲热讽的人老说“不在意”,其实才是“最在意”。
好演员不跑开,也不讽刺。他们过去离开了小片场,发现小片场外面是大片场,还是没有满足的时候。
后来他们不换片场了,在一个片场里好好演,一面知道自己就是个演员,一面演得浑然忘我。
为什么老说“做人”其实是“做演员”呢。
举个例子,我昨天做真题,对一半错一半,对答案的时候想:为什么非让命题人牵鼻子走?我的自由呢?我的骨气呢?
把笔一摔,不写了!
可我想考研,还是得被牵着鼻子走。
因为,当学生的时候,就得把学生的角色演好,当母亲的时候,就得把母亲的角色演好。
哪怕在公司是老板,到儿子的学校,还是得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规规矩矩听小老师交待。
后来,演员摸透了剧本,就想变成导演。
其实孔子就想当导演。他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再清醒不过了。可还是要周游列国,还是要请求君主听他论政。
再望远看,伏尔泰也一样,阿米尔•汗也一样。
谁要跟人人热络,人人就要说他喜欢捧场。
可和朋友聊什么他都接上来,就会发现自己不如他有知识——
你说工艺品“玩物丧志”,朋友就论一名布尔什维克的自我修养;
你说今天的审美越来越怪,朋友说博眼球的玩意谈不上创新,是跟前人较劲;
你说人类到了瓶颈期,再走一步都快把自己逼疯,朋友说看起来科技发展越来越快,其实只往宽了走,不大往上突破;
你说跳出这一层,宇宙里有多少智慧,朋友说,那不就是“神”吗。
挺严肃的事,到朋友嘴里就成了段子,不绷脸,不来学术腔。
人如果太严肃,说得再对别人也不愿意听。启蒙运动的时候为了人人能看懂,平常读拉丁文的学者,会把宣传册写得像小溪水一样浅。
我以前是挺严肃的人,后来发现自己没有自己想的懂那么多,就不严肃了。
有人说,读者不可能像喜欢柏拉图那样喜欢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太理性了。
我反思了一下,觉得原因是这样的:人是被理性说服的,但是被感性驱动的。
就像你去买洗衣机,推销员先拿出质量鉴定书,介绍了产品型号、功能、性能,对比了同类型公司的售后服务,承诺能够保修多久……
你说对对对,可还是缺点什么——缺点买的冲动。
这时候一抬头,发现这个洗衣机是金城武代言,立马觉得热血蒙蔽了自己,拍桌子说买了!
推销员莫名其妙,没想到逻辑败给了荷尔蒙。其实人是很容易被煽动的。
当然,只有感性没有理性也不行,一不小心就从精神导师变成了传销头目。
了不起的,是能把握好理性和感性平衡的人。儿女情长说完,一抬头豪情再现。
理解他的人仰慕他的见识,不理解他的人也喜欢他的亲近——这样就会越走越开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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