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曾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司马迁出生于世代史官之家，自幼便聪颖好学。他写的《史记》光芒万丈，流传千古，但是他自己的出生于死亡却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在汉武帝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他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事迹，但他的事迹却也足以激励人心。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初读这段话时，除了感受到振奋人心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感悟。后来才明白，这里面的每一个字的一笔一划都是司马迁用他的血和泪铸就而成的。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振聋发聩。
汉武帝天汉二年，年轻气盛的李陵请求率领五千汉军步兵出击匈奴，结果却遭遇匈奴单于八万主力，在粮尽矢绝之后力尽被俘。
消息传入汉庭，汉武帝怒不可遏，他怒的不是将领之间的不协调，也不是李陵的兵败，而是李陵被俘投降给大汉蒙羞，给天子蒙羞的耻辱。
群臣马上揣摩出了汉武帝的心思，开始煽风点火，附和武帝声讨李陵的罪恶。他们知道李陵的无奈与冤屈，但是却谁敢为他触犯龙颜去说一句公道话。
唯有太史公司马迁敢于站出来，替这个平时没有多少交集的人说几句公道话。在他看来李陵为人至善至孝。况且这场大战中他本身就是以寡击众，以五千步兵杀敌万余骑兵，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力竭被俘，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一定会找机会重新回来报效大汉的。
也许司马迁并没有看出来，真正要治李陵罪责的是汉武帝，而非群臣，只是群臣已经洞悉了皇帝的想法而已。也许司马迁也洞察了武帝的心思，但是作为史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向皇帝进献忠言。
刚正不阿是作为史官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惟其如此，才能秉笔直书出最真实的历史，刻画出最有血有肉的人物。只是司马的这一番言辞，并没有为李陵开脱，反而是更加触怒了汉武帝，给自己带来了灾祸。
于是司马迁被安上了“诬罔之罪”，按律当斩。慕义而死，成就名节，在那个崇尚气节的时代倒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
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于司马迁来讲，书未著，志未成。如果此时为了美名而赴死，就如同九牛一毛，泛不起一丝的涟漪。
按照当时的法律，司马迁是可以拿钱来赎死刑的，或者以宫刑（阉割）代替死刑，司马迁为官清廉，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还是凑不到钱来赎罪。
最终，司马迁选无奈择了以宫刑（阉割）代替死刑，保住了残躯。这不是因为他贪生怕死，而是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倾尽毕生心血编撰的那部史书还没有完成，他必须活下去。
苦难可以使人一蹶不振，但也能使人浴火重生。周文王、孔子、左丘明等人的事迹不断的在眼前浮现。他们给了司马迁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与精神支柱，编撰史书成为了他活下去的唯一的理由。
就像他在自己写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那段话一样：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这是写给司马相如的，更是司马迁写给自己的。
在人生的前半段，司马迁无疑是幸运的。还是幼年时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严格教育和指导之下，十岁时就已经能诵习《尚书》、《左传》、《国语》等书籍了。后来又得董仲舒、孔安国这种名师指导。年纪轻轻便精通各家学说的要义，并取其所长为己所用。
二十岁时，学有所成，少年成名。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开始游历天下。窥九疑，上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屈原；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上会稽，探禹穴。北上考察齐鲁文化与楚汉相争时的古战场，最后回到京城。
对古迹的探访与实地考察，彷佛使他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当中。听老者讲述秦末与楚汉相争的历史，使他掌握了最原始的历史材料。塑造出了诸如《鸿门宴》中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回到京城后的司马迁成为了朝廷中的高级官员，这种人生境遇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公元前110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洛阳病重。此时的司马迁刚好完成了西征的任务，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后马不停蹄的赶赴洛阳，总算是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
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的志向，编撰出一部从古至今的通史。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三年之后，司马迁升为太史令。这个职位使他获得了可以自由出入皇家图书馆的便利，对司马迁来讲简直就是如获至宝。皇家图书馆的这些材料更是为他编撰史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除此之外，司马迁也爱结交名士。名士相交，最重要的便是经常一起讨论学问，交流思想，共同进步。毫无疑问，司马迁的学问与创作水平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巅峰。
人生轨迹的改变发生于公元前99年，这一年发生的李陵事件，使司马迁遭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
面对奇耻大辱，他悲伤过，抱怨过，就像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耻辱比受宫刑来的更重大。
他更感叹过世间的不公。在遭受不白之冤时，所有人都选择了明哲保身，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为他求情。在他需要交钱免除刑罚时，却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取出一分一毫来为他赎刑。
人情的冷漠，君王的寡恩，自身的天真，在遭受腐刑的这一刻，他看明白了，也悟透了。平日里的高朋满座是换不来苦难时刻的雪中送炭。
出狱后的司马迁你可以说他是涅槃重生了，也可以说他厌倦了这个丑恶的现实，此后他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着朝堂的尔虞我诈与是非忠奸。出狱后的司马迁虽然升了官，但是对于一个心已死的人来说，这些早已显得无足轻重了。
让自己在人群中泛不起一丝的涟漪，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是司马迁的求生之道，惟其如此，才能在这暗流涌动的朝堂中保住这残躯，才能完成父亲的遗志。
支持他活下去的不是钱，不是权，这些东西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兴趣，而是那部尚未完成的史书。
在此后的岁月里，他的所有心思全部放到了著书上。唯有著书才值得他倾尽毕生的心血；唯有著书才能令他浴火重生；唯有著书才能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写完《史记》这部通史之后，历史上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司马迁的记载了。也许，他这一生就是专为《史记》而生的。
从此人生再无遗憾，至于司马迁最终的结局不得而知，也许，他应该是带着笑容安安静静的离开的。
《史记》也像他的作者一样，几经波折才流传于世，成为二十四史之首，鲁迅更是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苦难，可以使人痛不欲生的无限堕落，但也能成就浴火重生之后的伟大。司马迁无疑是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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