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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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让学员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了解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状况，应该怎样跨越。

教学重点及难点：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怎样跨越

教学方法：讲授式

教学过程：

2010年，对于我国的经济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一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成为了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作为有着特殊国情的发展中大国，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96——12195美元这个区间，就属中等收入国家。995美元或以下为低收入国家，12196美元或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按这个标准划分，我国已经属于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所谓“陷阱”，从字面上理解，它的本意是为了捕捉野兽或为擒敌而挖的经过伪装的坑。后用来比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圈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等等，而导致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徘徊甚至倒退的某种困境。比如我们常说“拉美陷阱”，就是拉美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注重公平发展，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贫富悬殊扩大，造成大量的贫民窟，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导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徘徊。“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其基本涵义通常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种发展的停滞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绝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但就大国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仅用了8年。

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到2008年也仅仅是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0000美元的门槛。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呢？其关键还是在于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二是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三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由于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

五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的过度集中，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上述五种原因，造成了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它们之所以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我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阶段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在这一阶段由于有“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阶段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了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第二阶段。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如果转型不成功，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经济原因——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大。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包括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传统的比较优势在逐渐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又未显示出来。这势必会引发经济发展出现诸多不利因素，造成经济发展出现停滞或徘徊。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而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受到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人口资源环境恶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等因素的制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二）社会原因——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官民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从社会矛盾对应的群体来看，官民之间的矛盾居于前列，有时甚至排在首位。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官民之间是第一对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1%。在网络上流传的“中国社会六大矛盾”，都与官员有关。一是官员的人性、道德标准不断下降与民众觉悟不断提高的矛盾；二是官员拼命的腐败与中央“高喊”反腐败的矛盾；三是官员与媒体不断的公布“真相”与民众愈来愈不明真相的矛盾；四是官员拼命的喊“为人民”服务与官员拼命的“为人民币”服务的矛盾；五是官员不断的高喊用法律维权与维权者屡遭暴力镇压的矛盾；六是官员和媒体不断的公布人民的“幸福指数”与人民“被幸福指数”的矛盾。这六大矛盾虽然有些过于偏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官民矛盾的现状。此外，贫富之间是第二对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20.12%；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第三对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17.13%。

我国的社会矛盾不仅比较突出，而且生长空间很大。有一组数据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是劳资纠纷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每年的增长都在20%以上，短短10年当中，就从1997年的71524件增加到2006年的317162件，其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势必引发社会冲突加剧，2008、2009两年间我国发生的群体事件多大18万起，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应对。

（三）政治原因——改革攻坚困难重重。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许许多多新的既得利益群体，比如说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等等，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经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影响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由于他们掌握有更多的资源（包括权力资源、垄断资源等等），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使得改革攻坚的困难重重。

（四）国际原因——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的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路径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避免“转型陷阱”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未来5年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及时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千万不能错失良机，落入因转型滞后而使经济发展一蹶不振的“陷阱”当中。在世界经济史上，由于没有抓住历史机遇而导致转型滞后，并从此一蹶不振的案例并不少见。比如，阿根廷由于错失了两次转型时机，延误了大约50——70年的时间，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未能突破递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是要推进从投资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逐步提升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要依靠教育创新、人才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要推进从过度依靠外需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启动内需拉动增长。尤其是提高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要依靠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积极采取税收等措施，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三是要推进从过度依靠低端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立国转向逐步依靠发展服务经济、富民强国转变。这就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加快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与转移，大力发展和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同时要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经济发展效率；四是要推进从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转向注重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转型，推动浅度城市化走向深度城市化，通过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让城乡居民共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利益。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发展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能否有根本性突破，当前特别是能否在资源类价格体制机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有重大的实质性突破和进展。正是这些关键性的制度创新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得到根本性转变，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有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同时也决定着中国发展能否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谨防“拉美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斐然，举世公认，但分配不公却始终受到社会的诟病，并且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从城乡来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倍，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的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来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已经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因此，在踏进中等收入门槛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辞中及时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倡导公平合理的分享增长，其意义非常深远。从“GDP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然趋势。

在未来十几年后，我国的人均GDP大约将是目前的3倍，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贫富差距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将积重难返，对社会安定形成威胁。为此，要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劳动报酬与资本回报合理分配企业收益机制，以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经济机制和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机制等等，从而抑制高收入增长，扩大中等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此外，还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两极分化，这是确保稳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常举措。

（三）保持社保制度建设与经济增长同步，跨越“福利陷阱”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经济增长相比，严重滞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保力度，势在必行。但是，在加大社保力度的同时一定要保持社保制度建设与经济增长同步，否则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历史经验证明，目前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几乎都是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处于上升时期建立起来的，可以说，60-70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例如，法国1970年之前GDP增长率最低时没有低于4.3%，最高曾达7.0%，于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为劳动保护制度和福利项目的立法高峰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1973年石油危机打破了法国和欧洲福利国家的良好预期，法国增长率从1974年的4.5%骤然跌至1975年的-1.0%，此后虽有反弹，但却始终没有超过50-60年代的水平，增长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1960-1969年法国年均增长率是5.6%，而1978-2009年仅为2.0%。

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高福利制度成为法国财政的沉重负担，但福利刚性却使改革遇到极大阻力。于是，1995年以来，在政府主张改革与社会极力反对的激烈冲突和社会动荡中，很多法国和欧洲学者开始反思70年代初的仓促与盲动，并为之而叹息。

拉美社保制度改革的时间与欧洲国家改革几乎同步，略晚于欧洲，但二战后发展很快，由于拉美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迟缓的经济增长使高福利社保制度逐渐成为财政的一个负担。为减少国家财政责任，拉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将国家的责任转嫁给社会和个人。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样处于建设高涨期。但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社保制度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显得非常滞后，没有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必将使社保制度的现状显得更为滞后，尤其是经济增长的预期使人们对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吸取当年欧洲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和拉美国家的一些教训，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既不要滞后，也不应超前，滞后将不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超前会“透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终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四）跳出维稳怪圈，杜绝 “维稳陷阱”

社会安定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根本保障。我们必须慎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集聚的各种矛盾，维护好社会的安定与团结，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环境。

国际上很多案例显示，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果民族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连续性，经济发展就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长期止步不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就曾饱尝政府频繁更迭和军事政变之苦，有些国家甚至被称之为“政变之国”。根据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些国家每次发生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都给国家经济和家庭结构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其经济发展至少倒退10-15年。例如，1990-2005年非洲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同期流入这个大陆的全部国际资助，即大约2840亿美元。每次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之后必然出现经济停滞，随后便是通货膨胀、债台高筑、投资剧减、大量失业、公共服务短缺等等，为爆发下一次社会动乱埋下隐患。这提醒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中等收入阶段里，强调社会稳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跳出社会“维稳的怪圈”，也就是在维稳过程中，不能将民众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进而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这种维稳的模式，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五）把握角色定位，谨防“捧杀陷阱”

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唱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威胁论”等接踵而来。近几年来，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世博的举世瞩目、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承担的义务等等，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各种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制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虽跃至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低，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人均GDP世界排名仅为第100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角色定位应始终建立在这一基本事实基础之上。中国实际上已经承担起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中国应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要掉入西方设下的“捧杀陷阱”，不能承担超出中国自身能力以外的义务，更不能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等收入阶段正值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国际事务中其实同样处于“国际角色转型期”。从国际关系和区域安全的角度看，中国可能会经常自主不自主、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是出于善意地“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称霸，赢得历史机遇发展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家庭作业”，这才是中国国际角色的应有定位。这个定位是建立在中国虽然经济总量上登上世界第二的高位，但在人均GDP方面，中国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目标还非常遥远，其硬实力还相差很远；在软实力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的努力。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风险挑战。除了前面讲的各种“陷阱”之外，甚至还包括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陷阱”等。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构成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阶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尽管如此，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它会随着我国改革发展的汹涌浪潮湮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汪洋大海中，淡出人们的视线。

课堂思考题：结合实际，谈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