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五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攒了半辈子的钱，终于参加一个旅游团出了国。国外的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关键是王老五参加的是豪华团，一个人住一个标准间，这让他新奇不已。
早晨，服务生来敲门送早餐时大声说道：“good morning sir！”王老五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自己的家乡，一般陌生的人见面都会问：“您贵姓？”于是王老五大声叫道：“我叫王老五！”
如是这般，连着三天，都是那个服务生来敲门，每天都大声说：“good morning sir！”而王老五亦大声回道：“我叫王老五！”
但他非常的生气：这个服务生也太笨了，天天问自己叫什么，告诉他又记不住，很烦的。
终于他忍不住去问导游，“good morning sir！”是什么意思，导游告诉了他。
天啊！真是丢脸死了，王老五反复练习“good morning sir！”这个词，以便能体面地应对服务生。
某日早晨，服务生照常来敲门，门一开王老五就大声叫道：“good morning sir！”
可服务生却喊道：“我是王老五！”
她是偏远山区一所小学的老师，山里穷，学生除了课本，课外读物一本也没有。
于是，利用暑假，她拉着架子车，跑了四十多里路，来到县城收购旧书，回去让学生阅读。
偏巧被县电视台的记者碰到，得知她是一位代课老师，工资不过三百元，来县城买旧书，还是用自己微薄的薪水，被深深地感动了，就采访她，并做了专题，当晚在电视台播出，节目引来了如潮的爱心。
几天后，记者跟踪采访，来到了她所在的学校。然而，事情的真相让记者震惊。
十五年前，初中毕业的她，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当时的工资也不过一百二十元。
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精心备课，认真讲解，受到了学生家长和同事领导的一致好评。
四年前，随着大中专毕业生增多，代课老师被一律清退，她含泪离开了三尺讲台。
直到去年，分来的一名女教师嫌弃山区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执意离去，又不愿意辞职丢掉岗位，就和她以及学校私下达成协议：由她顶替讲课，工资的三百元给她，剩余的大部分留给学校。
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县教育局成立调查组，局长亲自挂帅，进驻山区学校。
一周后，调查的结果证实了事情的真实性，局长拍案而起，处理结果是：把女教师开除出教师队伍，将校长撤职降级，学校必须交出非法所得，至于她，再次被清退。
记者很歉然，专程去了她家。她正在玉米地里除草，笑道：“其实，要不是你的报道，我不可能买到那么多的书。
“虽然我离开了，可那些书却留在了学校，学生能有课外读物，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我心里真的很高兴。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呀！ ”
一九九七年，成绩一向不错的阿远，高考却意外落榜。
贫寒的家境和极度的失望，使得父母拒绝了我阿远复读的要求，他们费尽周折，安排阿远去公交公司当了名售票员。
那个夏天，每天阿远都昏昏沉沉地坐在公交车的第一排那个位置上，身旁永远是拥挤的人群、嘈杂的声音、肮脏的环境和滚烫的引擎盖，一切都是那样的破败不堪，和失魂落魄的阿远如此相得益彰。
阿远开始自暴自弃，将自己当一个粗鄙的失败者对待，他讨厌卖票的自己。
阿远把这股子怨气发泄在乘客身上，读过十年书的阿远还知道“看人下菜碟儿”这回事，不敢冲那些看上去还算体面的人撒泼耍横，所以发泄对象就集中在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身上，尤其是一身尘土的民工。
每当看到民工被阿远这种“威慑力”震得一脸惶恐，一丝变态的满足感便浮上了阿远的心头，面对他们时，阿远能轻而易举找到优越感。
那天又上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工装，浑身沾满了白色的泥浆，一看就知道是路边装修游击队的泥瓦工。
阿远冲他大声吼道：“两块钱！你上不上？要上动作快点儿！”面对阿远的高嗓门，他有点儿惶恐地从裤子口袋里搜出一把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钞，找出两张一元的给阿远。 收了钱，阿远撕给他一张票，并戳着他的脊梁骨往后推。他忽然大声对我说：“你还没找我钱!”
阿远一下子就蒙了：“你说什么？你不就是给我两元钱吗？还要我找钱？” 他辩解道：“我给了你五十元，钱上还有点儿泥浆，你放你挎包里了，不信你找找！”阿远怒气冲冲地低头准备翻挎包，他突然一只手正在之间装大钞票的挎包里摸索！
阿远一把抓住那只手，抬头一看，居然是个看上去还算体面的中年人。在看到小偷的一瞬间，我就恍然大悟为什么他要死缠烂打地说给了我一张五十元的，目的是在提醒我有小偷。
年轻气盛的阿远一路追打他到车厢后门，才决定将他押到路边一个派出所，并要求几位乘客一起去作证。可除了那位年轻的泥瓦匠，竟没有一个人答应跟我去。
透过车厢中部无数张冷漠市侩的脸，我仿佛看到了那小伙子身上的泥浆变成白莲圣洁的花瓣，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粗鄙，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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