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王安石

最近在听大宇说书《话说宋朝》。故事很精彩，说书人也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把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说得是跌宕起伏，妙趣横生。但今天先不论这些，先说说书里面的两个人物，司马光和王安石。

但凡上过小学的都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这里不再赘述。知道司马光写过《资治通鉴》的人也不少，再不济，百度一下，很快就知道司马光何许人。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1][2]，世称涑水先生[3]。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2]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百度人物简介是这样说明他的成就和人品的，这也是我们在课本或很多课外小故事里看到的差不多。但在《话说宋朝里》，作者通过一桩桩一件件的具体事例深刻剖析了那段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司马光，这和百度给予他的评价有着较大的出入。

让我们再看看王安石何许人也，上完初中的朋友也应该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但这也是课本书里的一个说法，按《话说宋朝》说法又不一样。实际上王安石变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而是因为司马光才让变法从成功变为失效。注意，这里我说的失效而非失败。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29]－1086年5月21日[123]），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1][123]。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

王安石两度拜相，每次都为推行新法鞠躬尽瘁，他和宋神宗推行的新法历经十五年，为民广开财源，为国库充盈粮晌，为南疆北域开疆拓土，在宋神宗年间开创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因为新法触及了当时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宋神宗一死，新法和王安石一同遭到了以高太后和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的抹黑和拆台。

司马光是个伪君子真小人，为了党争，为了一已私利，视新法带给国民确确实实的好处而不见。就算原来与他一样反对新法的苏东坡摆事实，举例子，说明新法推行以来的种种益处，他也不为所动。一心只顾及自己阶层的利益，不惜毁坏刚去世的宋神宗法令，不惜割地赔西夏，不惜抹黑王安石的个人声益，借由他当红的身份，撰改历史，颠倒黑白，实在令人不耻。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党派之争，政见不同罢了。但作者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司马光不是为了公事公办，而是有泄私愤的行为在里面，这着实与他的大家大儒的身份极为不符。

司马光有才不假，他写的《资治通鉴》放到今日仍不失为古今难得的历史巨著，世人皆把他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相提并论。但细细推敲，他的风骨却与司马迁有着天渊之别。

生于西汉的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二十八岁任太史令[65]，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9][10]，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一生刚正，写史写实，无惧汉武帝威压，据实写史，敢于写同朝史实。而司马光做人足够圆滑，做官如是，写史亦如是。他只敢写北宋前的历史，到赵光胤建北宋后丝毫不敢提及，这跟他一贯的为官手段是如出一辙。

作者总结了一句，有才的人不一定都有德，有大才的人一但失了德，对社会破坏性更大，历史如是，现代社会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