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非正式出版物，成书于2005年。因为没有国内出版社敢于出版这本书，只能像过去的手抄本那样，用PDF格式在网上流传。作者袁剑是大型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的人气女嘉宾黄菡的老公。此书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另一面历史。作者看到的不是GDP的光鲜数据和传奇般的成功商人，而是改革过程中巨大的不公和腐败，以及那些媒体从不提及的被改革抛弃的工人和农民的命运。在媒体上充满对改革开放的溢美之词的时代，袁剑对改革以来的种种倒退和弊端的揭露和批判则显得分外犀利和震撼。
袁剑颇有点像中国的乔姆斯基，其对改革的批判是完全反主流的，属于真正的少数派。而我觉得这些少数派更有良知，更少功利。然而，袁剑却没有乔姆斯基那样幸运。乔姆斯基尽管是少数派，甚至受到死亡威胁，可在美国他可以出版自己的书，也可到处演讲。这也是虽然乔姆斯基言辞激烈批评美国政策的同时，也对美国的言论自由表示赞许的原因。
在袁剑眼里，改革在九十年代走入歧途，虽然GDP增长了，但政治上却倒退了。他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 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 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们是回到1949年之前。”
我想任何亲历过这一改革过程的人，都不会认为他在夸大事实。袁剑对九十年代之后的改革逻辑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改革必须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牺牲必须像中国失业工人这样惨烈。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就只能证明，这种改革不仅值得怀疑，而且必须加以反对。实际上，中国工人目前的悲惨处境根本就不是所谓历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假借改革巧取豪夺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什么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中国改革特殊政治逻辑所决定的必然。而这种改革逻辑本身却是人为的。中国东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谈到工人失业的问题时候说，“我们在清理一个历史时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说的历史时期显然是在指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将所有改革问题都归咎为“计划经济”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理论”。但在失业工人亲眼看到他们昔日的领导们在一夜之间就能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时候，他们会相信这是真的吗？”
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于是改革家们就将农村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上来。而所谓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针对的主要是国有企业。以联产承包制成功的逻辑为前提，改革家们设计了看似与农村类似的改革路径，那就是国企的能人承包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比农村改革走的更远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开始了一刀切的国企私有化运动。可是改革家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和国企私有化改革的不同。前者的改革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而后者并不符合拍累托最优。因为国企私有化改革是以大量工人下岗为代价的，一部分得利，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改革。这也是国企改革遭到工人阶级普遍抵制和痛恨的根本原因。
“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了一场秘而不宣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针对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工人以极低的代价被推入社会，成为事实上的失业人员。这个过程在中国内陆省份进行得非常彻底，强盗私有化的掠夺色彩也非常充分。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便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与此同时，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却借原国有企业的土地或资产买卖成为“新富阶层”。”
袁剑说的这些话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夸张，我就目睹了这样的改革过程。
袁剑对那些极力推崇这种不道德改革的经济理论家们的道德水准也是嗤之以鼻，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但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急剧转变，资本逻辑以燎原之势荼毒中国，拜金主义、消费主义风行于世。精英阶层丢弃价值理性，迷失在工具理性之中，不仅失去先锋性和启蒙能力，连自身也变成了需要启蒙的对象。
说袁剑是在批判改革我都觉得不够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控诉。在改革成为政治正确的2004年，能有勇气写出这样一本书的确具有非凡的胆识。读了这本书，我理解了为什么在毛泽东被当局刻意边缘化了这么多年后，今天又有了回到舞台中央的迹象。而且在毛泽东的队伍里，不再是那些毛泽东时代遗老们的孤独身影，而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加入进来。因为现实是最好的教师。
尽管这是本2005年写就的书，可今天读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点不过时。
2019年二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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