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法国评选为“世界上医疗保障最好的国家”。2014年，无论在人均寿命、医疗水平、人均医疗开销、国家医疗支出等数据排名中，法国均位居世界前列。比起“看病难”、“看病贵”、“以药养医”国家的老百姓，法国人幸运地享受着世界一流、人性化的医疗服务。然而，本文将提到的这名法国医生（现移民加拿大），为何指责同行是“白衣恶魔”呢？
坠入权力游戏的白衣恶魔？
法国近年来医闹事件有增无减。16年10月15日，在法国北部的图尔宽市（Tourcoing），一位昏迷老人的儿女对急诊室迟迟无人非常不满，开始谩骂、殴打3名医生。
据医生安全观察站统计，2015年平均每1000名执业医生会遭遇4.6起攻击案。不过，暴力事件主要限于口头攻击（69%），身体伤害和破坏行为仍为少数：7%的攻击会致伤停工，只有32%的申报人递交了诉状。
讽刺的是，法国医生兼小说家马丁·温科勒（Martin Winckler，现为加拿大籍）却在著作《白衣恶魔》里，毫不犹豫地指责同行们在日常工作中频繁地折磨病人。
作者谴责了医者们的常见不良心态，如严苛地指责病人因为“不守规矩”才生病，而病情未能好转则全是因为“心态不积极”，或“无病呻吟”。不仅如此，在他的笔下，医生们还滥用权力操控病人。例如，在分娩手术方面，法国的医疗机构在发达国家中“最残忍、一手遮天”：在法国，外阴切开术施用率高达30％，相比之下英国为15％，瑞典仅为1％；一些医生还会向病人极力推荐“痛苦、无效”的过时医疗理念。
面对外界的质疑，马丁·温科勒表示，“我这本书对医学界名誉的伤害，不及患者所受苦楚的百分之一”。
事实上，马丁温科勒一直以“口无遮拦”闻名：2002年, 他揭露法国制药业贿赂医师，不过文章在短暂发布后就被强行删除了。孤立的执业医生如何抵抗药厂诱惑、独善其身的问题，也淡出了大众视线。
1983年-2008年间，马丁在法国萨尔特（Sarthe）及勒芒医院工作了25年，并根据行医经历写就多本畅销小说。谈及写作的动力，马丁说道：“当我还在医院的终止妊娠中心工作时，有一天忽然想，给这些人们做流产手术，这到底是什么工作？这究竟有什么意义？”不久后，他出版了人生第一部小说《临时工》（La Vacation，1989），讲述了流产女性与手术医务者的挣扎与压抑。
在此之后，他逐渐不断地将工作的所思所得转化为大众读物。主人公往往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人该有的样子”：和善耐心，把倾听看作自然而然的事，具有只问对错、不问利弊的单纯——总之，是个心地柔软的愤青。值得一提的是，与之合作的出版社编辑同样也是马丁的偶像——乔治佩雷克的图书编辑。
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的作品《生活说明书》让马丁爱上文学。
“法国医生大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1998年，马丁以一名法国乡间全科医生萨什（Sachs）行医经历所创作的小说《萨什的疾病》（La Maladie de Sachs） 大受欢迎。他把自己的情感、对周遭的理解倾注在小说里，一连串平淡的求诊故事将叙事缓缓推进。书中，马丁嘲讽了那些面对病人傲慢自大、急于批评的医生们。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忍受的点点滴滴羞辱、不安。
在马丁眼里，不少医生蔑视病人的真实感受、不在意维护他们的尊严：医生与病人的地位并不平等，而侮辱正是从这不平等中滋生、被放大。毕竟，不是谁都有资格被倾听。而医生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鄙视链，全科医生往往身处这鄙视链的底层。
《女子合唱团》（Le Choeur des femmes ）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马丁·温科勒”系列小说。它被摆在书店既不显眼也不难找的位置。封面上，三个年龄不一的女人朝着光照进的方向，淡淡地挂着笑容。本以为是无聊的女性励志书籍，但读来却很流畅，主人公友善、耐心地对待病人，鼓励她们讲述自己的经历。
《女子合唱团》还从医生的角度，为女孩们在避孕、自我保护等常见问题提出了建议和解答。
为啥 “诋毁” 同行？
在马丁看来，经过多年的专业学习与从业，同样身为普通人的医生对他人的理解反而变得僵硬、非人化。医生们也不具备真正倾听的能力，而是“自认高人一等”、生硬地自说自话：“人与人的交谈，能使自己更好地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为病人提供帮助、缓解他们的焦虑，这是最起码的！”
这让笔者不禁想到了身边人的亲身经历：X女士在摔倒后，腿部开始疼痛。第一次看诊时，家庭医生未经拍片检查就判定为扭伤肿痛，开了止痛剂。时隔一天、疼痛加剧并再次看诊时，医生加大了止痛剂量，并让病人戴上扭伤固定用具。期间，病人无任何好转，并因止痛药导致胃痛，不得不于一周内第三次看诊。家庭医生十分不耐烦地严厉指责病人无病呻吟、滥用医疗资源。病人只好求助医院，经检查后发现是轻微骨折，并因治疗被延误而导致腿骨错位、长期疼痛，即使经历较长恢复期，疗效也并不好。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列举出无数法国医生耐心负责地治病救人的例子。以个别案例指责法国医生群体、否认医疗保障制度，未免以偏概全。
贴“大字报”的叛逆学生
事实上，马丁的叛逆精神在学生时代业已养成。例如，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起在图尔医学院的“叛逆”行为：入学第一年，被巨大失望情绪笼罩的马丁难抑心中激愤，在大学食堂墙上张贴小册子：“（面对学生时）教师们自视为精英，并毫不掩饰性别歧视言论。在充满欺凌、威权的 “家长制”管教中，深受其苦的学生却反过来将这种暴力延续到下一代人。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样的现状！”从大字报到小说，马丁也许是试图将话语权转给患者、抵消“精英们”的影响。
马丁以求学经历写下的作品《三个医生》，是以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为原型，因为在他眼里“‘家长制’的医学院与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如此相似”。
这种挺身而出的批判精神似乎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马丁不无骄傲地回忆道，同为医生的父亲，始终审慎地看待“体面人”教育体系：早在马丁小时候，颇为“愤青”的父亲就提醒儿子，不要过度迷信财富的绝对话语权、警惕权威，绝不羞辱弱者：“父亲的诊所就开在家里 […] 每次病人走出诊疗室，都会和他握手，有人会说，‘谢谢您，医生。和您说了之后，我觉得安心了不少’。他是真正的治疗者。我从小就想和他一样”。
白衣天使堕入权力的游戏？
为什么白衣天使好好地就成了“白衣恶魔”？ 马丁辩解道，症结隐藏在人才培养系统中：医学院教授病理学、诊断和治疗手段，但并没好好让学生领会如何理解、照顾人。列入考核标准的，是“术”而不是仁心。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温柔耐心、天性未被扭曲，可以无师自通地做个善解人意、懂得倾听的仁心仁术者。但现实中，学生们被批量地打造成“社会精英群体”成员，选拔、苦学只为接近“特权阶级”：马丁毫不客气地说道，“照顾病人是护士、助产士、理疗师的工作，而医生只负责运用知识与权力，来完成对病人身体的掌控”。
他还援引了医者内部的权力争夺作为佐证：2015年12月17日，54岁的心血管外科医生Jean－Louis Megnien在以心脏科知名的乔治·蓬皮杜医院办公室跳楼，头部着地死亡，留下妻子和5个孩子。知情人士透露，医院内部人事复杂，内斗成风。推选领导时，各方利益争执不下，自杀医生还曾被医院上级精神骚扰。
“搬到加拿大，我好像重返青春”
2009年，马丁举家移民到加拿大。他认为那里的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和法国大不相同。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心直口快的马丁毫不掩饰对加拿大的“爱恋”，简直可称得上是加国移民代言人：“我在蒙特利尔一家研究机构找到了工作。和加拿大许许多多的研究机构一样，它支持不同寻常的调研项目，对不同背景的研究者、跨学科的课题抱开放、鼓励的态度”。
马丁也对加拿大医学院由衷地赞赏：“在蒙特利尔医学院，有个‘患者伙伴’项目：所有学生要找到一位慢性病患者作为自己的导师。同样，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招生靠面试而不是笔试选拔，面试官除了医生，还由患者担任”。也许，当患者真正长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医生们会更愿意从患者利益出发，而不是无条件支持现有医疗制度。
除了工作环境，马丁更认为加拿大比法国更宽容、更开阔：“[想融入加拿大]没那么难，不骄傲就够了 […] 这里真的[比法国]要宽容、平等得多，你的不同之处不会被打压：‘非典型’成员能更容易成功 […] 我的生命质量有了极大改善，感觉弥补了几年青春！”。
事实上，马丁曾在离开法国时向媒体透露：“我被这个国家遗弃了”，而离开的原因，在于自己不肯闭上嘴：“我在一次会议中，指出巴黎五大存在的问题，学校竟因此拒绝和我续约”。哪怕移民到了加拿大，马丁也因在法国《世界报》上公开批评法国大学医院等级制度，被一位前医学院院长投诉，后者更是要求现任单位将其赶走。
当记者质疑加拿大医疗水平是否并不如法国时，马丁继续热情地回答：“加拿大有世上最优秀的治疗师，心理治疗领域尤其如此！医生非常在乎病人的利益，会不断耐心地解释。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非常用心地沟通，也因此赢得病人的信任。”
法国同行拒绝被“污名化”
面对马丁的指责，法国医生行业协会表示，非常遗憾这名身为知名公众人物的医生选择了污名化法国医生团体的做法。协会进一步表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将医生划归为“虐待者”以换取知名度的态度，实在太过分。
自由医疗联盟主席杰罗姆·马蒂显然也认为马丁过于激进：马蒂援引数据表示，每年法国有高达四亿四千万次会诊，但病人对医疗机构的投诉率却非常低。而不少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更是愤怒地抵制马丁，并表示他们既没有读过马丁的作品，也不打算理睬它！
的确，马丁这本著作不够全面、也不够客观：谈起英国和加拿大体制时过于热情，相反他眼中的法国灰暗得不禁让人猜想，这也许是对法国爱之深、责之切？当然，把医生群体统称为“白衣恶魔”，显然有吸引眼球的商业考虑。不过，作为“人性的化身”马丁的著作，这本书仍有几点作用：
首先，也许它能消除普通患者的自我怀疑，使其更加警醒、学会自我保护。即使在医疗条件优越、医疗救助制度人性化的法国，病人也难以摆脱恐惧与不安。因此，不如把马丁的指控，看成是他刻意放大弱势群体的忧虑，并借此对同行们提出更高要求的手段：批评A，不代表认为它不如B、C...F，而是希望A能够成为A+。
再者，那些与马丁持相同看法、却无力改变的医生，可能会更加坚定地遵循自己的行医理念。至于那些造成伤害却后知后觉的医生，这也是扭转他们行为的一个契机——因为，医生也是性格千差万别的普通人。作为系统的产物，他们可能缺乏自省能力、却未必冷漠残忍。
最后，如上所提几点全停留在个人层面，社会层面的撼动不是一本书所能承担的：在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医院、学院存在着的痼疾是否只能被剖析，而难以被解决？医生行业协会能否反省人才培养体系中的缺失，并作出相应改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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