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以什么理由记忆？

君特·格拉斯言：“有了奥斯维辛，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日本前外长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王毅在发布会上怒斥“精日”“民族败类”。面对战争，国家以什么理由记忆？

首先不应该是耻辱。君特·格拉斯此言意指东西德合并必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但事实却是德国用学术与科技代替枪炮征服了全世界。但这过程并不一帆风顺。《罪孽的报应》中，“六八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赎罪。《铁皮鼓》、《浩劫》等作品纷纷涌现。它们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心理枷锁。人们希望承担责任，却不得不生活在耻辱的阴影里。直到《大屠杀》，德国才完成了战后的思想转型。就像《大国崛起》中的解说词：德国已不再拷打世界，现在他们考问世界。

更应反对的，是历史的虚无主义。乔治·桑塔亚曾言：“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必将重复历史的悲剧。”日本右翼势力高涨，根本原因在于对战争的历史模糊化处理。如伊恩·布鲁玛所调查，在日本，了解真相之人多经过左翼教师与记者的开导。在《创造日本》中，布鲁玛驳斥了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耻文化”论，而将日本推脱战争罪责的原因归于其“不负责任的体制”与“对天皇效忠的宗旨”。这就导致了在虚无化后，人们都认为除了裕仁天皇，无人需对战争负责。而天皇，在东京审判中不负罪责。

而将战争加诸民族仇恨，则更为不可取。是的，日军在侵华期间犯下暴行，但若我们斥之以仇恨，则是遮蔽了我们自己的眼睛。当领袖的权利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权力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与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永远都是例证。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并不具备可比性，但二者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惊人的相似。然而今天，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经今非昔比。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的人，并未从过去中吸取教训。

因此，我们应当做的，是在民族情感与历史化之间寻找到一个理性的平衡。现如今，学术界已经明晰日本否认罪行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到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与权威。而我们的抗日神剧，却依然在强化仇恨，淡化历史，那我们的记忆，又将如何填补呢？

面对战争，国家以什么理由记忆？抛弃耻辱，放下仇恨，用温和的民族情感与历史观去记忆，这样我们才能发掘出时代背后的错误，才能防止悲剧再度重演。正如熊培云在《西风东土》中指出，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是毒害还是治病，全看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