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龄大多为十七、八岁，正值豆蔻年华，而且又远离开了父母的约束，感情上一下子放松起来也是情有可原。这一点现在看来是司空见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又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视其为洪水猛兽，兵团里坚决明令，三年之内不准许谈恋爱。不仅如此，兵团里还用行政手段把男女分开，各个连队无一例外分建了男、女班，男、女排，希图用这样一堵大墙来隔绝男与女之间的情欲大事。但每一个连队几乎都是男女一起劳动，同在一口锅里吃饭，要把青年人管住，不让男女之间相互“谈情”，也真不是一件易事。何况，感情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在异性之间和空气一样存在着，在个人心理层次完全是一种化学外溢。所以，强制的命令毕竟不可能封锁住青春的冲动，结果闹出了许多的“丑闻”和悲剧。
“经过女班宿舍的窗下，听到一阵嘻笑声，他本能地转头望去，只见女班有人裸露着上身在擦洗。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他的心狂跳不止。他毕竟是20刚出头的后生，青春年少，异性的强烈吸引，不禁使他多看了几眼。这时，刚好女班有人出门，正巧看到了，于是一桩‘流氓事件’发生了。”“熄灯号刚刚响过，女宿舍那边传来了纷乱的嘈杂声。两个惊魂未定的女战士，向人们作了如下诉说：她俩正在小解，蓦然看到厕所墙角处有一个黑影，用手电光扫了一下，是个男人！她俩惊叫，那人飞快地跑了。闻讯赶来了的连长听完汇报，立即向四周派出了搜索的人，同时下令全连集合清点人数。天！应到的人中独独缺了一个人……。这个人被抓回来，连队里正好没有政治罪人，他自然而然成了‘图谋不轨，伤风败俗’的罪人。”
这两起事件发生在兵团组建之初，充其量是一些冲动下的“错误”，被上纲上线到了荒唐的地步。真正走入婚姻的阶段，是兵团建立三年之后，男女之间的禁网被慢慢撬开了。首先是对大龄知青谈恋爱放松了，并允许他们结婚。于是，在各个连队不同地出现了“知青夫妻”。但对年龄还小的知青，兵团的管理在这上面还是很严的。彻底的放开是1973年之后，于是乎男女之间的大墙终于坍塌了，一时间交朋友、谈恋爱成了时髦的风气。在几天时间，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暗地里隐藏了如此多的恋情，有的男士哀叹“地球已被瓜分完了。”爱情是崇高的，正如一位知青所说：“兵团战士的爱情，纯得透明，不掺半点铜臭，也没有物质与权力的交换。在他们的‘爱情天平’上称得只有‘情爱’……”还有的说：“兵团战士的爱情像‘苦茶加糖’。”后来，好多知青由爱情的交往，发展到了组建幸福的家庭，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人生历程，但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特别是回城时的大撕裂，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叹息的悲情故事。
禁止爱情的只是兵团里的知青，分布在村社里的插队知青则比较自由，有甚还被认为是扎根农村的一种良好表现。比如有个插队知青准备结婚，村队长说：“你俩的婚事是咱们村的大事，得由村里来办。”消息也惊动了县知青办和公社的领导，专程派来了干部，郑重其事地参与了进来。各种意见便都提了出来，有的说：“要让婚礼成为体现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有的说：“要把婚礼办成学大寨的誓师大会”等等。新郎新娘都不同意，上面来的人讲形势，摆道理，村里的社员也参加了辩论，最后惊动了县委书记，才算免为其难，没搞成什么政治活动会。只是号召他们举行了一个不喝酒的婚礼仪式。还有的村队，男女人口比例差距大，特别是光棍小伙子挺多。看见下乡女知青，认为是老天爷送来的天仙女，想着法子进行撮合。有的用不光彩的手段，拉拢，威逼，或利诱，让一些女知青娃娃们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最后稀哩糊涂入了窠巢。
天津知青方铃，被安排到五原县美林公社联乐三队，同来的有十二个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年龄。按承诺知青头一年的口粮是700斤，每月还有6块的零花钱。后来生产队承担不起，降到了一块。不久，文革开始，补助自然被取消了。等到第二年，口粮减到500斤，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都觉得吃不饱，同来的人中岁数大点都开始处对象，十二个人中走得走，嫁的嫁，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住在破房子里，不劳动就没饭吃，不搂柴就就烧不暖家，晚上更是不敢睡觉。有一次高烧，遭遇的凄凉可想而知。村队长便出主意说，干脆找个对象算了。人在难中，稻草也能救命。方铃答应了，想着跟家里说一声，寄出去的信久久没有回音，其实被队里截留了。等到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娶了她后，信才被交在他们的手里。生米熟饭，回头无岸，等到大返城时，个中艰难，最终把她锁在了巴彦淖尔这块土地上了。
另据资料记录，有些小小年纪的知青，下乡没多长时间，便公开地宣布要结婚了。于是，知青屋腾出了地方，做了他们的婚房，一通简单的恭贺新喜，两个人便过起了“家家”。双方的家长没有来，组织上没有干预，一切都显得再在自然不过。可是，居家过日子，比不得单身那么容易，密月期一过，矛盾和问题接二连三，吃喝拉杂睡都不能自理，更不要说别的幸福了。还有一种现象，比如临河县知识青年档案中资料记载，好多次知青安置会议上，都有人提出在白脑包、狼山等地下乡多年的几位大龄男知青，因为人老实，干活实在，就是不会处对象，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希望组织上能给以经济照顾，同时帮忙解决个人问题。在资料的后几卷中，我们还能看到相关的信息，会议记录中还有某某某终于找到了对象，某某某结婚的喜讯。这样的“爱情”故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知青，都能避开感情的诱惑，投身到了“战天斗地”的新生活里，有的打心眼里鄙视谈情说爱，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肮脏产物。一些有点城府的知青，暗中还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长远大算，为了将来留一条路，坚决不结婚，硬可等过了人生最佳的男婚女嫁的年龄，直到最后“胜利大逃亡”，回到了城里，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而早期下乡的知青，在农村生活过几年后，原初的豪情壮志被消磨殆尽，生活也走上了艰难之路。看着有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来也匆匆，归也匆匆地走了，谁也看不清将来会是怎么一回事，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便开始萌生。于是，坚持的不在坚持，观望的也不在观望，知青和知青之间，在生活和劳动，环境和外力的撮合之下，结婚成家盖房生孩子。等70年后更多下乡的年轻人来到村子里时，他和她已经完全地被农村给同化了，过着与当地农民一样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有的男知青找了村里的民家女，有的女知青找了村里的农家男，还有的失了政治觉悟，和地主、富农的儿子过在了一起，家长断绝了来往，社会不同情，“成为了贫下中农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的一桩熟可忍，又熟不可忍，比失足更可怕的错误事情。”家最后把他或她永远地留在河套大地，实现了最初下乡时“扎根农村”的誓言。这中间每个人都各有各的情由，他和她为了生活有个温暖的地方，为了慰藉天涯孤人的寂寞情怀，为了身不由已的威逼与利诱，为了……。这中间，谁也不知道结合了多少对真情的“幸福”，又破裂了多少刻满伤痕的心，还有好多的人因此而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
下面是我们从巴彦淖尔盟知青办的一份总结中看到的一些片段：“有些知青结婚后，象村里的社员一样都自盖了房子。有一部分有病难以成家，一部分穷困无人看上。临河县份子地公社有一个知青说，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哪还有钱娶老婆养孩子啊。”“两个北京知青结婚后，女的患上了神经病，多次到北京看病都没有结果，回到村里后，男的在家看管女的，粮食吃多少就到队里取，烧柴用多少就到队里拿，生了两个孩子，都送了人。两个人成了村里的知青五保户，欠队里一千多块钱。”“天津下乡女知青，在生产队里被一个二溜子纠缠，搞得晚上一个人不敢睡，收工一个人不敢回家。后来，二溜子企图不轨，被女知青抓伤了脸后，便扬言非要娶了这个婆娘不行。随后的纠缠变本加利，问题被反映到大队，被定性为年轻人自由恋爱，不予解决。女知青害怕，草草地与村干部的儿子结了婚。”“有个女知青，被村里的政治队长给把肚子搞大了，借此要挟结婚。女方不同意，偷偷跑回老家把孩子引掉了，人也不敢回村来。”
在山崩一样的知青大返城开始前后，许多的兵团知青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未婚年龄，未婚同居现象大量出现，造成了当地人对知青性爱泛滥的大贬损。至今，我们还能从人们的口中听到，当年在兵团驻地周围的沙漠里，常有野狗争食死婴的场面出现。而另一些成家的知青，特别是已经拉家带口的老知青们，他们内心的煎熬与选择，又是多么的沉重和艰难。青岛的一位知青写到：“几年来，我与妻子从相识、相交、到相爱，终于盼到了可以进行婚姻登记这一天。为此，78年7月13日，团部特意批准为我们登记的八对知青夫妇放了一天假，并派了一辆大马车，把我们送到西沙梁公社领证。短短不到三个月，我和妻子又赶着小驴车，拿着团部的证明，到西沙梁办了离婚证。当时的政策规定，不离婚就不能回城。 ”另一位知青在网上写到：“终于，我也可以‘病退’回北京了，临走的那天，我在火车站看到一对男女抱着一个婴儿包，他们把孩子放在一个坐位上，两个人脸色铁青，谁也不说话。火车进了站，男的要走了，女的把孩子撇下，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候车厅。男人终狠了狠心，检票进了站台。女的到我上另一趟火车走时，还没有回来。孩子的哭声吸引了好多看客，后来车站的管理人员把婴儿抱走了。上了火车，我猛的想到那个男的也是兵团下乡知青，有一次还到我们连队办过事。我明白了，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