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办公室是左右两边安排的，中间为走廊，只有一边有窗，我的窗朝北，故一到傍晚就比较暗，但我从不开灯。院长、书记、办公室主任及经过我办公室的其他领导老师都会关心地问一句：这么黒，怎么不开灯？他们的潜台词是：不该节约的不要太节约。
我也知道我在生活中似乎确实太过节约，主要节约的对象除了用电，就是用水。出差在外，别人洗个热水澡没半个小时出不来，我五六分钟解决问题。别人笑话我：又不用自家的水，用得着如此节约？！但我总是说中国是贫水国家，节约用水是中华传统美德。
要说我节约的笑话，多得去了：我的小车，大半年没清洗一次；纸巾擦了脸再擦手，可能的话还要擦擦鞋；我身上穿的基本都是淘宝来的……夫人对此头疼不已，一再吐槽：你一个老教授，又不是没钱用，日子过得这么紧巴干什么？
其实我并不抠门，我的小车不高档，但毕竟先后买了两辆（早先一个上高速已不安全）；出门坐高铁，一定要买一等座（可以打电脑）；买笛子一买买七根（以为换换笛子就能吹好）；病人摸过的食物坚决丢弃（洁癖？）……由此可见，我的节约是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恐怕源于家庭教育。
我父母金华卫校毕业，一个在人民医院当护士，一个在卫生防疫站当防疫战士。上有老人，下有三个孩子，特别是我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得了急性肾炎，因误诊而成慢性肾炎，家庭的拮据可想而知。而当时家里能节约的无外乎两个：用电与用水。
早时用水并不化钱，医院家属区大院里有一口水井，数十户人家全靠这口水井用水。每天打水的任务就由我和姐姐担当。枯水时节，还得抢水。无价之水自然显得特别珍贵。至于粮食、糖果、布匹等都要凭票供应。难得有块糖果、有个玩具、有件新衣，还不当成大宝贝。可以说家庭实际状况与父母的现身说法加之毛主席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教诲，使“节约”一词在我大脑里变得根深蒂固。
父母都是小职员，一生安分守己，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尔虞我诈和打打杀杀，变得谨小慎微。尤其是没有半点官职的父亲就因为母亲的成分而被揪斗，更使他们噤若寒蝉。因此，他们总是告诫我们三姐弟，一定要与人为善，特别是要尊重老师（工作后是领导），不给老师（领导）添麻烦。我姐我弟执行得比我要好，我却时不时会整点动静出来。例如小学暑假时违规跑到渠道里游泳（班主任怕渠道水深且急，怕学生淹死，规定任何时候不允许去渠道游泳）；中学放学时不从教室前后门进出，而是跳窗而出……结果都被同学举报而遭到“严厉”的处罚批评。父母一旦得知我“惹事生非”一定棍棒伺候。教育的结果导致我的交际的困难。大学期间，我几乎没进过一位老师的家门，除了因为论文导师选择了艾青的弟弟蒋海涛副教授而与之有过亲密的接触外，其他老师那怕对我十分关心的老师，我都是敬而远之。
参加工作后，我也是奔着不给领导添麻烦的原则做事，但麻烦却往往自己找上门来。有一次党员大会结束，蔡书记（这是我至今还存有感激的领导，也是三位中唯一活着的领导，以后另文记述）、俞校长、陈副校长把我留下。我当时还以为我“出色”的科研和学生不断获奖要重用我。谁知却是有老师在他们面前告我状，说我只顾自己写文章，不好好教学，而找我个别谈话。我承认我喜欢折腾——搞教学实验，有时会让部分学生接受不了，但对于教学的热爱和投入，或者以校为家的情怀，我始终认为自己在全体教职工中排得上号。领导不表扬也就罢了，偏听偏信，搞“三堂会审”，令我热血澎湃，忘记了父母的教诲，逞囗舌之能，上演了“吕布战三英”的大剧。父母得知痛心疾首，也不管我已为师多年，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育。于是，我再次低下高傲的头颅，至少不在众人面前谈论我的写作与发表，尽可能使自己显得平庸些。我不得不说父母的家教，使我避免了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的生活事业也因此不算圆圆满满，至少也是顺风顺水的。即使后面还遇到过几个小人，但并未伤筋动骨，或者说没有摧毁我对人的信任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教育事业的追求。然而，我觉得我的潜能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发展空间也严重受限，甚至变得有些唯唯诺诺。
但我从不埋怨父母的家教，不是因为孝，而是因为他们的教诲的确产生了不少的正能量：我为国家为社会节约了不少资源；我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那怕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没有从根本上干扰过任何一位领导的施政——曾经拒绝过一天签八个到的荒唐做法，但重要的政策那怕有损个人的利益也坚决支持……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略显固执偶尔发发牢骚无大才也可小用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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