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大刀阔斧改良的儒家是内法外儒的儒家

汉武帝接受当时知名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这个儒术是经过董仲舒大刀阔斧改良的儒家，是内法外儒的儒家。

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早期儒家首创“民贵君轻”之论，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说出“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样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然很大胆的话。早期儒家公开主张称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这在后期的腐儒化的学说里已经是边缘化的言论。早期儒家那种从道不从君的劲头，实际上是让统治者感觉很不舒服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大汉帝国的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让儒术成为帝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信仰系统，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统一。这是一个比“无为而治”影响更深远的举措。

汉武帝在董仲舒建议下所独尊的儒术，和儒家的本来面貌已经不一样了。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偷天换日的根本改造，让儒家思想变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先看一个基本的概念：“三纲五常”。后世一提起儒家，就经常会想起这个词，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三纲”是儒家提出来的。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的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和前面提到的早期儒家强调的权责对应的契约关系的基本思想相左，取消了条件约束或边界条件，直接变为强制遵守的底线原则了。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优点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论，而且发展出一套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就是通过种种迷信，什么“占星”“望气”之类，来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断上天对皇帝满意不满意。

也就是说，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视天命，通过“上天示警”让皇帝有所约束，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可能亡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孔子等大儒所极力挽救或鼓吹的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

为·了强化皇帝的地位，董仲舒不惜穿凿附会，寻找神学上的根据。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的。臣民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四肢与“心”的关系一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么，四肢就要想办法来满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欢什么，百姓就要顺他的意。

董仲舒明确推陈出新，玩出花样的提出了“三纲说”的新解释：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完全取消了早期儒家所看中的条件约束或边界条件，直接变为强制遵守的单向且绝对的权利原则。至此，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已经完全成为后世的样子并延续到辛亥革命。

独尊儒术，一方面，让皇权获得了仁义道德的外衣，比以前冠冕堂皇多了，对皇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算是比较文明的政治技术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却并不妨碍皇权的实际运作，不妨碍皇权统治的实际快感。

董仲舒一方面认为要强化皇帝权威，另一方面就是要奉行愚民政策。法家一直是主张愚民的。董仲舒也说，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无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从上而已”，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上级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经说，董仲舒的这套改革，“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