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左传》，昨天，我在文章里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春秋》真的是记载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生活的琐事，那么放在今日，《春秋》还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具有争议性的，我们就先避而不谈。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会。有时候书本本身不是这么重要，去创作书本的作者才重要。
在写出《春秋》这部著作之前，孔夫子的门下已经有几千名弟子了，就算《春秋》真是介绍某个人的生活琐事的话，这些弟子们，也可以编造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以赞赏的角度评价这部书。
所以就算孔子编订的书写的再多么的不合理，他门下的弟子也一定会编造的合理。再退一步讲，就算《春秋》不是孔子所著，都不会丝毫的动摇孔子在中华人民心中的地位。
我们翻开这部书，你会看到一个十分简短的句子，一句话只有短短几个字：“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晋国的赵盾杀掉了他的国君夷皋，含义似乎仅此而已。而赵盾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杀掉国君，其理由是什么，我们不得而已，因为只有这短短的一句话而已。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看着一句话，理所当然的可以这样理解：弑君是大逆不道了，而赵盾由于弑君被写进了《春秋》，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秋万世也不得翻身。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弑君这件事情就一定不正确吗？弑君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大坏蛋吗？事情显然不能够一概而论。
比如齐宣王曾向孟子请教过武王伐纣的历史，这事无论是从周朝开国还是孔子推崇的礼乐制度，都是周武王以下犯上、以臣弑君的结果。所以齐宣王想不通，难道弑君也可以是对的?
孟子的回答让人不敢相信：“纣王把自己摆在仁义的对立面上，我只听说过一个叫纣的大坏蛋被周武王杀掉了，从没听说过有弑君的事情发生。”
而孟子的逻辑是：不仁不义的国君就不是国君，所以杀掉这样的国君就不算弑君。
这话具有相当重的诡辩色彩，这就与我前段时间与人争论的“杀盗非杀人”一样的，我们经常也可以在现实中看到这种逻辑的变体：杀人不可以，但谁谁不是人！
我们还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君主才能被称为君主，这似乎在原文中有确切的答案。但相比与此，我们还有更重要、更直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赵盾是不是真的杀掉了他的国君？
《春秋》除了告诉我们“赵盾杀掉了他的国君”之外，并没有给出我们其他的线索，假如我们可以翻阅的史料就只有《春秋》的话，那我们至多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夷皋似乎也不算是一个很坏的国君，那么赵盾就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所以孔子才把这件事写进《春秋》，让他留下千古骂名。
如果真的这样想，那也无可厚非，但是孔子真的是这意思吗？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还必须参照另外一本书：《左传》。
就赵盾弑君案来说，《左传》既给出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也烘托出了饱满的人物形象。简而言之，赵盾是一位国家的好总理，人民的好榜样。而他的国君夷皋虽然不至于像纣王那样的坏，但也绝对称不上是一位君子了。
夷皋处心积虑的想要杀掉赵盾，赵盾侥幸逃过一劫，慌慌张张的踏上了流亡之路。政治局势变化的太快，赵盾还没来得及逃出晋国的国界，他的亲戚赵穿就把夷皋给杀掉了。
这时候晋国的史官恰好就是为中国史学奠定直笔传统的董狐，于是董狐“直言不讳”地在档案里就给赵盾记上了一笔“赵盾弑其君”，还拿到朝堂上给大家展示。
和大多数人的反应一样，赵盾的第一反应不是忌惮，而是觉得委屈、莫名其妙，他很激动的声辩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但董狐的回答是：“你是国家的总理，弑君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在晋国的国境内，回来之后又没有惩戒弑君的凶手，那么这样，弑君的不是你又是谁呢？”
后来，孔子评价这件事情说：“董狐是古之良史，根据事实直言不讳；赵盾是古之良臣，可惜了呀，如果赵盾当时逃出了晋国，就可以免去弑君的骂名了。”
孔子虽然替赵盾感到惋惜，但是却是相当赞同董狐的做法。
但是这样的“直言”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相当的迂回了，至于如何评价这件事，那可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你们认为呢？
总的来说，正是由于《左传》的辅助，才让人更好的理解《春秋》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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