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这三个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我们多少次都在心里忏悔，也在心里庆幸。
我们曾怀疑过，或许从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现在已经记不太清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法学，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内心的自发驱动？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永远不能摆脱。
在中国的西南，有这样一所年轻的大学，以法律闻名于国。然其法律之根基，究竟在哪，无人能知。五六十年的历史，在那些百年名校眼里，不过是老年人看年轻人，一个小屁孩罢了。然而，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要比其他地方的要更拼一些。但究竟拼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拼，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追问。
究竟是什么吸引我来到这里，已记不太清。或许是一座城，或许是对这里的想象。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无数的梦想，有的真实，有的虚幻。但在通往终点的路上，梦想会一个一个的破灭，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实现，这就是现实。而那些真正实现了的，不过是显现的现实而已，那并不能称之为梦想。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位置负责，而不是对事负责。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凡是有一点头衔的人，都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虽然这位置少得可怜，也挤得要命，但还是会有前人离去，后人补进。其实，在这些位置之上，很多人是不干事的，因为一干事就容易出错，一出错就会遭受批评或者处分，接下来的结果无可预料。还不如懒懒地赖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与世无争，一生逍遥。
2005年4月1日，2004级法理学博士论坛开坛，主讲人是王恒博士，一同参加的还有周祖成，陆幸福等。他们是同一届博士生，这一届有七个法理学博士生，王恒是最年轻的。陆幸福当年评论到：他在年龄方面是最年轻的，但在功底积累方面却是最深厚的。周祖成在做评论时讲到：他自己比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不是从柏拉图到柏拉图，而是从柏拉图到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王恒面对质疑沉着应对，他讲到：周师兄确实与我不同，我喜欢躲在书房里面，冷眼观看这个社会，尽管我对这个社会内心是一团热火。当我进行古典的研究，已经说明我对现代的不满，正是因为我对现代性的不满以及在其中找不到出路，才迫使我转向古典的研究，并开始重新审视古今之争及其断裂。
同一年的6月15日晚，胡兴建作为2002级法理硕士研究生，主讲卢梭读书会。这一年，胡兴建正处毕业季的研三，但其已经具备一位博士的资格。而此时，王恒已成为西南法学论坛秘书长。戴鹏飞正处大四毕业季，周尚君比胡兴建低一级，是2003级法理硕士研究生。胡兴建还是和今天一样，只要一提到卢梭，就滔滔不绝。卢梭的那些著作《漫步遐思录》《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都变成了他口中的音符一般，不及思考便脱口而出。读研三年，他致力于卢梭的研究，三万余字的硕士论文《自然，抑或约定——卢梭法哲学思想研究》的一部分成为了当天演讲的内容。
之所以提到戴鹏飞，是因为他和胡兴建一样，都致力于卢梭的研究，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也和卢梭有关。周尚君等人的评论大都对胡兴建进行了过多的赞扬，而王恒总是“不顾及”师门情谊，直接指出了他的论文的缺陷。但胡兴建最后总结的时候，还是很温和地讲到：恒哥每次给我提出问题都会让我回味良久，给我新的启发。当然，也委婉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解。
但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走下坡路，思想也开始僵化，固守自身曾有的观点和知识来评判外界发生的一切。知识的更新与守旧，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开始对教条产生敌视，甚至仇视。可是，也许我们忘了，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将教条视为人生准则，并无其他。教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说不清，也看不见，但它确确实实存在，这不容置疑。有时，我们也许会错误地将某个人当作教条，其实根本不是那样，只是因为那个人身上已具有了教条的某些特质，或者被教条毒害的太深而已。在圣经中，教条是指国王的圣旨或命令，有时也被称为旨意或律法。
那么，在法学院呢？什么才能算作教条呢？如果你说是法律，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因为，在法学院里，真正懂法律的人从来不会迷信法律，当然更不会视法律为人生信条。相反，他们会利用法律，钻法律的空子，想着怎么从这些漏洞和空隙中获取最多的利益。追求利益，无可指摘，这是人之本性。但是，法学院如果变成了一座单纯追求利益的机构，里面住的是一群只会追求利益的人，那该有多可怕。
而今，在人人都可挑战教条的时代，人们已无可畏惧。教条起码能够给人设置一个底线，而底线一旦没了，结果自然无可想象。教条的存在，至少能牵引住很多人，而教条没了，所有的人都会像脱缰的野马，四处逃窜。稳定的社会，必会有固定的教条，但教条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只是“有”而已，让人们心中有所畏惧而不敢肆意妄为。当所有的人都迈开步子前进，带着好奇，充满想象，似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以前所有的架构都会趋于崩塌。这坍塌不是在某一地点某一时刻，而是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续性地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直到最后一个倒下为止。
有时，我也在想法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好是坏，或者说是不好不坏呢？就像人一样，有时好，有时坏，对这个人来说是个好人，对另一个人可能就是个坏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说明人永远不可能摆脱动物的本性，除了人在有理性的时候。可是，人只能在少数的时候拥有理性，如果时刻都在进行理性思考，就会很累。当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打扰，也无须任何的表演，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如此简单。
在法理学的世界里，我们很多人依旧茫然。但我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却给了我答案。那天晚上我梦到我对另一伴说，喜欢和爱不一样，喜欢就是想要占有，而爱则多了一份包容。
所以，我感悟到，中国法系应该是一种包容性质的东西，而儒家本身就是一种包容，中国从来没有说有一种固定的传统，之所以说是儒家传统，其实说的是儒家传统的根不变，而其他都变了。法家在秦朝占据主导，汉初的黄老之学属于道家思想，而南北朝时期一度出现佛家思想占据主导，南梁开国皇帝萧衍曾几度出家。唐朝兴盛之时，也不是一味地尊崇儒家，作为民族融合的后代，既有佛教，也有道教思想。宋朝的理学实际上是对儒家的一种变通，也不再是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明朝的心学亦是如此。而清朝又重新推崇汉学，都是儒家包容吸纳各种学说之后的思想综合，不再是单一的儒家。
隋唐之后，中国基本不会再有分裂，唯有五代十国短短五十多年的分裂割据存在，而隋唐之前，分裂是常态，而统一却很短暂。汉朝确立的大一统思想，虽说统一，但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只是在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的统一，而最底层的人民大众丝毫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追求只是吃饱穿暖，而不会再去读书学习这些思想。反而隋唐开始建立的这种科举制，打破了士大夫垄断的特权，让最底层的人可以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而科举制的考试科目是固定的，思想必然为官方制定，读书会在潜意识中影响最底层人的思想，最终实现了这种统一。故而，他们也就自然地认为统一是好的，分裂是不好的。看汉晋南北朝300多年历史，文风画骨，皆是士大夫之所创。而隋唐之后，这种情况便慢慢地有所改变。
再反观如今的研究生的教育，如同大学生一般，还是一种放养式的教育，故而，研究生人多而出成果未必多。有人就感叹，现在的研究生不如十年前的本科生，博士不如十年前的硕士。对于这样的说辞，我却不太想去反驳。但我们更应该认清现实的教学模式，而不是只去谈结果。
教育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任课教师布置大量的文献阅读，好处在于以老师的水平可以提前甄别利弊，判断哪些有益，哪些有害？而坏处则是这一代研究生皆是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厌烦了那种完成任务式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但也习惯了这种方式。故采用讨论的新方式皆因大家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故只有少数人可以发言，大多数人皆沉默不语，收效甚微。另一种为“放养式”，学生自由阅读，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可是对于自制力不强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灾难。从小受到“管制”，那份压抑突然在这个开放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释放，后果可想而知。
我不太想去谈那些所谓的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改革，那是教育人士和专家的事情，我只是想说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用心去做一件事，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三年五年一定可以看得出来。
谈及每一个人自身，这一生无论选择再多职业，换多少份工作，都离不开童年或者20岁之前的影响，殊途同归。但当我对文字有了喜好之后，便觉得它就像一个幽灵一般围绕在我身边。有时我也会好奇，甚至会厌倦，或许是它的无力，或许是它的无言。所以说，千万不要把写作当成你的全部，也永远不要在众人面前炫耀，不如一步一步，踏实向前，相信付出总有收获，前提是先保障好自己的生活。当物质有了保障之后，才会有底气去做自己所爱之事。
曾经我们都是一个安静的孩子，现在却焦躁不安。年龄，生存，欲望，理智，不断交织，看似复杂，实因找不到最开始的那个“线头”。人多嘴杂，言多必失，迷失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狭隘和自私。或许当我们再去看看过往的那些所谓的“历史”，说不定会找到自己最真实的状态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