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带着他三岁的孙子,手上还提着一个大西瓜。他一进来就喊:
“拿刀来,你们老家的马兰瓜!”
“不像啊!我们老家的马兰瓜原本不是这种颜色的。”
“大小倒是差不多。”
我取来一把刀把瓜剖开,中间红红的瓜馕已经裂开,这点与原来的马兰瓜很像,剑招呼孙子和我的儿子过来吃瓜,两个孩子过来吃了几口就不要了。我与剑也捧着吃起来。
“很甜,这瓜不摘过些天就是要结砂了。”
剑赞不绝地说。
“那是,我们老家山地上昼夜温差大,生长出来的果,不仅脐橙甜,而且西瓜也很甜。”
剑比我大不了几天,在我上高中时,他初中毕业参军去了。据他说,他在部队是八二无后座力炮手,当过团长的勤务员,还当过班长,管过枪械库。他的妻子是在当兵时谈好的,因此退役后就结婚了。
两个孩子在外面蹲在墙根下面寻找着蚂蚁,忙得不亦乐乎。我与肖剑打趣说:
“按辈份,你的孙子叫我儿子要叫叔叔,你孙子叫我儿子叫哥哥岂不是乱了辈份了,那我得叫你叔叔了。”
剑的老家人多地少,种西瓜的人相对来说要少,毕竟当年种稻谷多收点主粮填饱肚子还是最要紧的,西瓜这种不能储存不能当饭吃的经济作物是次要的。我们老家山多,有许多低产的山田用来种植西瓜。
七十年代起,我们生活的那个乡的供销社开始收购马兰瓜,工人用木框铺上莞,放两个很大的马兰瓜,钉上木栅板,再用镂空的薄铁皮片喷上当时我还不认识的字。供销社的仓库里堆满了马兰瓜,它们大多都比我的身子还大,淡绿色的皮上布满着墨绿色的波文,它们还长着一个白色或者淡黄色的“肚皮”。有些瓜在搬运中磕破了,那些搬运工人们在箱柜上剖开你一块我一块的地吃起来,红红的瓜囊里带着霜白砂糖,在炎炎的夏日里飘散着诱人的清香,惹得围观的孩子们直流口水。
还是母亲最懂孩子,她凭着医务工作者在镇上名望,时不时能买到一些被“淘汰”大瓜,大人们围着买回来的瓜你一语我一句不停的点评。
“这瓜真大!有多少斤呢?”
“我猜它有三十多斤。”
“应该有四十斤了吧!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马兰瓜。”
母亲笑着看着同事们七嘴八舌的猜着。
“三十八斤,装框装不进去打出来的,晚上大家过来吃瓜。”
院里的年轻人把大西瓜装到木桶里,再用绳子把西瓜吊坠入后院中那口水井里。
“妈妈什么 时个剖瓜?”
“等凉了再吃,西瓜很热吃了会拉肚子的。”
我时不时跑到井沿那儿趴着看那半浮在水面上的马兰瓜,不断地问母亲什么时候剖瓜。
“不要着急,等到太阳落山就凉了。”
天色暗下来,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孙叔叔把西瓜从井里捞起来,抬到了会议室的办公桌上,母亲拿来了刀,准备剖开。我赶忙对母亲说,我要西瓜头上的一截,要用汤匙挖着吃。
“你吃得了这么多吗?”
“吃得了!”
母亲把西瓜头上一截剖下来递给了我,把另外一大半全都剖成了小块,站在会议室门口喊:
“吃瓜啦!”
七八个住在院子里的母亲的同事,过来你一块我一块不一会儿功夫就把一个诺大的西瓜分完了。
我独自坐在房门前的小靠椅上操一把汤匙,一匙一匙地挖出瓜囊来吃,被井水泡过的瓜甘甜凉爽。我不停地贪婪地吃着,我心里却还打着孩子的小九九。
我不断地吃,不停地挖,那一截西瓜终于被镂空了,可是我坐在椅子上却站不起来了,肚子被撑得圆鼓鼓的。母亲看到我吃撑成这样,生气地骂了一句。
“吃不下了还撑!饿牢鬼一样的。”
过了半晌,肚子里的瓜终于被消化了,几泡尿之后又是身轻如燕。我捧起瓜壳扣在头上,它就成了一顶“钢盔”,拿起我木头枪,冲到街上。
“马兰瓜,马兰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
孩子们自然不会知道马兰花和马兰瓜有什么关联。
有一年山洪暴发,一群孩子们站在河岸边观看奔腾汹涌的河水,河里不时有木头、木棚、稻谷、农家的蔬菜在浪涛里翻滚。有时候也飘来一些像冬瓜大小的马兰瓜。河边有人拿着长长的钉耙,对准飘过的瓜,一钉耙过去把它拽回到岸上。
后来还看到有被淹死的猪漂下来,还有一具尸体从上游漂下来,黑乎乎的头发在混浊的河水中若隐若现,那一次河水涨得非常的厉害,那拦河坝已经不见了,圩镇上的街道都已经漫上了水,周边的稻田也全都被水淹了。水退之后,孩子们在稻田里捉从鱼塘里跑出来的鲫鱼、草鱼,还能在水田里捡到漂流过来的马兰瓜。马兰瓜皮特别厚,经过洪水冲刷之后,瓜皮也不会破裂。
几十年过去了,原来的马兰瓜品种早已经难觅了,大胃能吃掉半个马兰瓜,把瓜皮帽当玩具的孩子也没有了。如今我们能吃到新疆的瓜、也能吃到两广产的西瓜,海南、山西、陕西、湖南、湖北的西瓜,甚至是有些进口的瓜,却再也没有吃过童年时吃的那种长得像冬瓜一样大的西瓜。我怀疑它是我们老家特有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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