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重逢

一

有人说，为什么地球是圆的，是好让失散的人儿再相逢。

这话，最近在我的身上应验了。

两周前，一直潜水不吭声的洪，突然发给我一条留言。

我点开一看，留言不是洪写的，而是一个姓宁的人写的。

宁说：在阵地网站看到散文《故乡的辣蓼花》。文章以一个情字贯穿全文，深深打动了我。记起作者刘，是我的老邻居，他住四楼，我住一楼。十多年、快二十年过去了，我和刘失去了联系，不知还能不能联系上刘。我的真名叫宁某某，电话是……

我看了这则留言后，不由得在心里惊呼一声：啊，事隔十六年，宁竟然又出现了！

我推测：去年，我将几篇稿子发给了洪。洪又将稿子推荐给阵地网站。网站将其中这篇发了出来。

宁在阵地看到我的稿子，又看到文章后头的作者照片和文字介绍，发现是她邻居刘，一股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就在我的这篇散文后头，留了这几句话。洪看到留言后，又转发给我。

宁的留言，像一股清风，吹开了尘封的记忆之窗，把我的思绪拽回到二十年前、那段漂泊的打工岁月之中。

二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我辞了广州《嘉应文学》杂志文字编辑，辗转来到长沙，加入老乡郑的《金田》杂志队伍。

《金田》杂志，是广西玉林市文联的机关刊物。由长沙书商李与张，两个人合伙承包下来的。杂志加厚页码，由原来的四十八页，增加到一百一十二页。编些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内容，面向全国发行。

我去时，这家杂志只有郑一个光杆司令。我去后，也只有两个人。两人却要办一百多页的月刊，可想而知，编辑任务有多艰巨。

要命的是，郑完全不插手编辑事务，他只顾埋头写连载小说捞稿费。

五十块钱一千字，郑在杂志上每期会写四到五万字连载，光是稿费就有两千到二千五百块钱。

那时的两千多块钱，顶得现在上万吧。

杂志编稿的任务，全都落在我一个人头上。我不分白天黑夜，忙得连轴转。至凌晨两点钟，还在灯下看清样。

如果不是我在广州时，写了几十篇纪实特稿，交给打字的红，给我打出来，放在杂志上，弄些稿费，那我根本没有时间弄稿费的。我的稿费比郑少多了，每月只有一千多一点。

而郑还嫌自己弄少了，说两个老板，一月弄八万，他才两千，太不公平了。

杂志出来后，出现四五个错别字，郑反而向老总告我的状，说我只顾写稿，不看稿子，不改错别字。

两千年的八月初，老总在郑的起哄下，将我开走了。

杂志招了两三位年轻人，跟着郑一起瞎干。没到两个月，杂志销量骤降。加上李总印盗版书进了班房，剩下的张完全撑不下去了，将郑和年轻人一 并开走，重新招了一个在校大学生业余编稿。

所谓编稿，完全是在网上七摘八摘，没有一篇是要付稿费的自然来稿。老总省去了稿费这一大头，开给在校生的工资，也极为低廉。这样，杂志要死不活地勉强办了下去。

九月，我来到邓老板手下做编辑。

邓是沅江人，我在广州《嘉应文学》杂志时，就认识来广州办事的他了。

邓问过我，跟他一起回长沙做么？我当时没有答应他。

没想到，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帮了我一把。

邓家住在河西。

在河西，他按揭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新房子。

他和老婆，每天坐公汽来五一路做杂志和开书店。

在定王台书市，邓的胖老婆，经营着一家门脸不大的书店。

邓呢，租的房子做杂志。

他租的房子，就在五一路音乐喷泉后头的府后街。

没想到，宁的出现，让我的记忆，与府后街结下不解之缘。

从此，只要一提起长沙的府后街，我就想起了宁。

想起与宁做邻居的那些日子，觉得那是我来到这个世上，那里是我感觉很温暖、感情很柔软的地方。

府后街，是长沙古城最老的一条街，与昔日潭州衙门仅隔着一条街，可以说是老衙门的后院。

府后街的周围有黄泥街、邵阳坪、都正街、府正街、浏正街等小街小巷。

这些小巷，像城市这棵大树伸出去的枝丫一样，给老城带来稠密的人烟，同时也带来浓厚的城市风情、历史文化、以及岁月的沧桑气息。

一间连一间的铺子，对街而开。吃穿住行，样样都有：小炒排档、蒸菜盒饭、按摩松骨、美容美甲、二手手机店、修车补胎店、时时客满的麻将茶馆。

青葱的长沙妹子，静坐在铺门口，看着过身的行人。

乡里进城的妇人，撅一个大屁股，在水盆边洗碗洗菜。

一小伙在丁字胡同的档口，坐下来弹起了电子琴。一曲《走进新时代》，悠扬的曲乐缠绕得行人，放慢了脚步。

深深的胡同弯弯绕绕，七伸八拐。初次进入，不知深浅，给人神秘难测的古意与茫然。

小街也是城市巨人的毛细血管，小街的繁荣，给城市增添盎然的生气与活力。

走在这条窄窄的小街上，据说过去能听到，衙门里传来清晰的升堂吆喝声、拍打惊堂木的噼叭声，以及一彪官吏人马、奔驰过去的得得马蹄声。

这些，对于一个打工漂泊者的我来说皆无关。

而自从结识府后街的老住民宁，从此就与我有了前世修来的缘分。当然，这只是佛家说的禅语，凡夫俗子不必非得相信。

宁一定是记错了，我与她住同一栋楼，不是在四楼，而是住二楼。

她住一楼没有错。每当我上楼时，总会习惯性地看楼梯左手边的宁家。看门打开没有，看她在不在门边。

有时候我从宁家过身时，不由自主地寻思：宁是一个人住，还是有老公住在这里？好想走进她家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在长沙待了几年，还没有真正认识一个长沙本地人呢。好想通过宁，了解长沙人呢。

记不起我第一次与宁是怎么认识的了。反正我只要看到她，就会跟她打招呼。

宁个头不高不矮，单单瘦瘦，乍看一眼，很清秀的样子。

她说话的长沙口音不太浓，是普通话加长沙本地腔的混合口音。

那时的宁，夏天傍晚出门，喜欢披一条自己亲手钩的白丝巾在肩上。合身得体的旗袍裙，配上雪白的丝披肩，将她颀长的身材，衬托得更为素静与清秀。

我第一眼看到她这幅装扮出门时，不由得于心里暗暗赞叹：省城女人就是不一样，格调高雅多了。

现在想来，为什么我很珍惜与宁相处的那段岁月，是因为那段日子，是我人生的低谷时期吧，她是我情绪低落时的一剂安慰，是我看不到曙色时的一线光明。

在长沙快三年，从金田杂志转到邓老板这里，先是做丛书。一编就是十来本。

后做《雪峰》期刊。连做三期后，改做《关东作家》杂志。《关东作家》仅做两期就停了。

邓给我开的工资只有一千块钱。比在广州邹总手上做的一千三少多了。

而且邓开的工资，不是按时发放，老是拖欠，有时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这让我很纳闷，家里要钱催得紧，我只好厚着脸皮请求邓把工资发给我。

在邓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讨薪农民工吧。

虽然包吃住，一日两餐供应，自管早餐。吃得勉勉强强，能温饱就行。住的地方，就不讲究了，我住在二楼一间租屋的办公室里，隔间是做饭的一对夫妇住。

夫妇是邓的姨姐、姨姐夫。姨姐夫一家，也是沅江人，农村的木匠师傅。说不来长沙给姨妹夫做事，在家里干木匠活，还挣得多一些。

老婆对他说：“挣得多，也累得多。这里好耍多了，总得图一头。”

男人回答道：“也是的，权当来省城看世界吧。”

邓的老婆一大家子，全在长沙做书生意。

连八十多岁的老娘，也到省城享福来了。

阿舅子那时快三十岁了，找了个长沙女校的大学生，正准备结婚。他也是书商个体户，自己当老板。

大姐和大姐夫住在长沙黄泥街的租屋里。黄泥街隔府后街很近，大姐有时候会弯到府后街，找她的妹妹，也就是邓的夫人玩，说说家长里短。

大姐在定王台书市，也有一间门面卖书。

姨姐夫与邓的老婆，一道看守书店和仓库，当当搬运工，为邓装卸货物。

姨姐做饭。中午和晚餐，邓的一家三口，与我们一道进餐。六口人，男男女女围着一张矮桌子吃饭。炒的菜，夹一轮或者两轮就见了底。饭倒是管饱。

寄人篱下，就不要奢求那么多了。把自己放低，低到尘埃里，好丑不做声，日子是一天一天的熬着过。

唯有楼下的宁，她一出现，就让我心软软的，妥妥的，漂流的浮萍，有了止息的依傍。

后来，邓在同一小区另租了一套间，辟为办公室。我从二楼的租屋搬出来，搬到新的办公室去了。三室两厅的大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小卧室里。

到吃饭的时候，我得回到原来的租屋去吃。

人生在世不称意，孤身于别人的城市，周遭环绕着的只有陌生与冷漠。

而宁呢，与她打招呼时，露出温暖的微笑，雪白的贝齿像珍珠一样，向我展示人性的美好，让我内心充满纯净的温情。

每次经过一楼时，只要宁出现在家门口，我就会跟她打打招呼：“你好！”

她启齿一笑，回道：“你也好！”又问我，“准备去哪里？”

我说：“去定王台买小报。”或者说，“去省新华书店看一看。”

她赞道：“嗯，你是文化人。”

我谦说道：“不是，只是打工的。”

她否认道：“你不是普通打工的，打的是文字工。”

其实，我与宁的交集并不多。

上下楼梯时，宁家的门，老是关着的。

宁极少出现在家门口。

没看到她，心里就袭上一丝莫名的惆怅：“宁一定是关在屋里不出来了。”或者“她到哪里去了，怎么看不到她了？”

听宁说，这边小区的这栋楼里，一楼六十平米，她一个人住着。四楼还有四十多平米，租出去了。

在府后街的另一小区，她还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给女儿一家住。那时候，女儿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白天，宁一般待在女儿家中，和女儿带孩子和做饭。

只有晚上才过来睡觉。

没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去她女儿家了。

三

我与宁同住一楼的时候，她来过我所在的二楼房间，看到我有一台手提电脑。

那是一台很原始的四八六。虽然是东芝品牌，可在那年代，四八六也早就淘汰多时，速度慢得像蜗牛，不能上网。

可对我来说，四八六能打字写文章，就绰绰有余。

宁来看我的时候，我正端坐在电脑面前打字。她站在我的身旁，一边看我在键盘上胡乱起落着手指，一边说：“啊，你会打五笔？”

我边打边回道：“会一点。”

宁说：“看你打得这么熟练，那不是会一点的事，而是蛮会打五笔了。好想跟你学五笔呢！”她冲我笑了笑，又问道，“你收我这个徒弟么？”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道：“收你这个徒弟。”

宁开心地笑了起来：“要得，我一有空，就来找你学打五笔。”

我搬到新办公室后，宁来过我这里一次。

那是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

我去湘江大桥附近走了一圈回来后，刚落座，就响起了敲门声。

我起身去开门。没想到是宁。

宁站在门口，一件无领短袖白上衣，下着一条黑色的七分裤，她笑着说：“来看看你打字。”

我说：“欢迎，进来吧。”

她跟随我进入房间，在小卧室的写字台前，静静站着，我招呼她坐，也不肯落座，站着看我打开的电脑，说：“这电脑不错嘛，字迹不大不小，看得蛮清楚。”

其实，那时的四八六，显示器连彩色的都不是，只有黑白两色。

液晶屏近看有密密麻麻的横纹，侧着看，字迹很模糊。

宁问我：“你这里应该有杂志看吧？”

我说有。说着就去隔壁办公室取了一本最新的期刊《雪峰》杂志，递给她。

她翻了翻，问道：“哪篇是你写的？”

我翻出一篇《月下漂流》的短文，给她看。

“写得蛮好咧！”宁认真看后，夸奖道，“你的文笔好，文章很有意境，蛮喜欢看。”

她拿着杂志，请求道：“借给我回去看好么？”

我说：“你拿去吧。”

宁说：”要回去了，下次再来请你教打五笔。”

说罢，就转身往门口走去。

我送她到门边，问一声：“什么时候来学五笔？”

宁说：“现在还不能定，到时候再说吧。”

这是我在长沙三年，接触到、并有交集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

邓总租屋对面的沅江老乡妇人，喜欢上午来我们这边玩。

这个高颧骨、高身量的年轻妇人，抱着孩子走过来，边逗孩子边对我说：“你怎么不回邵阳看老婆，也不找女人呢？”

“……”我没有回答她。

宁晚上去我住处的消息，像无腿的风，传得飞快。

第二天中午，做饭的邓总姨姐就知道了，她一边切菜，一边跟对门的女人说，我昨晚和宁约会办公室的事情。

她俩在客厅的窃窃私语，被坐在里间办公室的我听到了，心里很烦，很有气：嚼舌头的女人，和宁见个面，关你什么事？要是干了出格的事情，岂不闹翻个天了！

与宁还有一次交集，那是我快要离开长沙的二零零二年七月。

那年六月一日上午，邓从河西过来，就径直找到我，对我说：“老刘，接《关东作家》所属文联领导通知，因市场不景气，从六月起，暂停《关东作家》发行。你可以回家休息，也可以留在长沙找事做。暂时可以住在我这里，直到找到新的工作，你才搬出去吧。”

我低声回道：“好的，我马上去找工作，争取早点从这里搬出去。”

邓说：“不急，慢慢地找吧。”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邓总为什么要开我？

在他手下干活，虽然没有管我。邓来办公室，也只是报个到，就走人，然后中午和晚餐来吃惚。

可我是老总在不在场一个样，扎扎实实地干编辑的事情。

每天，不是在办公室上班，就是去河西政府的文印室排版。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我清楚，所谓的《关东作家》暂停发行，只是遁词与借口，开掉我，是因为他不需要我了吧。

又想，邓为什么不需要我呢，是因为没有相关的业务吗？

不是的，我编的十来本小书，还没有出版，后续的排版任务还没有完，但总得有人接手干。把我开掉，他还得请人继续做下去。

想来想去，我没有想出，邓总开掉我的真正理由。

就这样，我一下子丢掉了饭碗，得为稻米谋，为找工作，钻山打洞地奔波了一天又一天。

然而，无论我托付人，还是自己前去应聘，都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

二零零三年十月，我从邵阳去长沙参加全国书市时，在书市承办地点——芙蓉宾馆，见到了与会的邓总。

邓很客气地跟我寒暄，还说：“刚才看到你写了一本书，新书广告已经贴到墙上，反应不错！”

又说，“废了我一套版子，发行量下降。要不然的话，你留在我这里，千块钱的工资，随便弄就赚出来了。”

哦，事隔一年多后，我才从邓总的嘴里，得知他开掉我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废了他一套排版胶片。另外就是我所编的杂志，发行量下降。

真是天大的冤枉！报废胶片的事，不是我造成的，而是排版的李造成的。直到最后印出清校，我指出了错处，他也不改过来，乃至报废了胶片。

杂志发行量下降，与我编稿有一定的联系，但不一定全是我的责任。五六月是发行淡季，《关东作家》本身的定位不明晰，杂志发行也不是突然少了，下降也不是很多，至少你邓总并没有亏本，还略有盈余。怎么将这些因素全都怪罪到我的头上，叫我背黑锅呢？

我当时就反驳了邓，还质问他说：“我给你增编了一本杂志，你给我编务费没有？”

邓不吭声，与他前来的，还有他的舅佬，也没有吭声。

就这样，两人僵持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离开。

那天邓的脸色有点不大好看，后来还羡慕地说：”你回家后写书，挣的收入，比出来打工强多了。”

我说：“是的，人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四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旬，我将离开长沙的最后几天日子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宁。

邓总那里，有一个经常来玩的小伙，戴一副近视眼镜，邓向我介绍，他爸爸是长沙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这小子姓徐。

徐看我找不到工作，关心地说：“我认识冷水江一个姓方的书商，他那里可能要人。”

我说：“你帮我与方总联系联系。”

第二天，徐就告诉我，叫我去冷水江应聘。

我从冷水江应试通过，回到长沙后，休息了几天，就要带着被铺去冷水江了。

那天，我在府后街旁边的一条小街上走着，快要走到音乐喷泉广场了。

突然有人叫我。

回头一看，是宁。

烈日下，只见宁穿一条香色黑花长裙，戴一顶宽边草帽，向我碎步走来。

我建议到荫凉处说话。

宁同意了，跟我一道来到街边的屋檐下。

这一次，我和宁说了十几分钟的话。

具体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大清了，但有几句我至今还能回忆得起来：

“哦，你要去冷水江了，今后来长沙，联系我，到我家吃饭。”

宁的热情好客，溢于言表。

我说，到冷水江后，会在当地办一张卡，有了新的手机号码，就告诉她。

她高兴道：“要得，你换了号码，一定要告诉我，要不然就失去联系了。”

那时候，我和她都没有扣扣，也不经常上网，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打电话，发短信。

自这一次路遇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宁了。

之后我在长沙逗留了好几天。

那时候，邓总他们吃饭的地方，挪到新办公室来了。

也不要他的姨姐做饭，而是让打字员芳芳兼职做饭。

芳芳炒菜舍得放油，窗式油烟排气扇出口的墙壁上，很快就淌下一条厚厚的垂直油溪。

有过路的大妈见了叹气道：“这么厚的油垢，也不动手擦一下！”

而我没有机会去宁那栋屋了。

好想在离开长沙之前，再见她一次，向她道个别，然后走开。

七月二十三日，我搭乘长沙至张家界的火车去了冷水江。

到冷水江后，我在第二天就去了联通营业厅，办了一张当地联通的手机卡。

然后在第一时间，给宁打了长途。

电话里，宁听到是我的声音时，开心地说：“谢谢你还记得我。下次来长沙，一定要跟我联系，我请你来我家吃饭！”

这是我听到她的最后的声音。

此后，我再也联系不上她了。

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三年起，我每年都要去长沙好几次，不是送书稿，就是去拿样书和稿酬。

每次走在五一路上，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宁。

心想，宁还在府后街住吗？她是不是改了电话号码，打电话时，说是空号了。

又想，要是能在路上碰起宁，该有多好啊！

当然，我也清楚，能在几百万人口的省城，碰上一个熟悉的人，其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逝去的总是美好的。每次去长沙，我不仅想起了宁，还有几次，特地弯到五一广场的音乐喷泉处，来回走动一下。

回想几年前，我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形，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宁的样子。

我知道，她是有老公的人。不幸的是，老公生病了，脑溢血后，生活不能自理。

宁一双手，既要照护重病在床的老公，又要给女儿带孩子，洗衣作浆，买菜做饭，忙得团团转。

尤其是在二零零三年的十月份，我在定王台书市前面的一间茶室里，见到了几十年不见的小学同学秋时，心里格外惦念着宁。

定王台这一带，应该是宁经常光顾的地方。

从这里去府后街，穿过几条短短的巷子，就到了。

不知多少次穿过大大小小的巷子，从府后街来到定王台，看书，看报，买几份小报回去读一读。

关于同学徐，我在好几则日志中，写到过她。在这里就不要赘述了。

在茶室，意外又一次地碰上了邓总。她坐在我与同学之间，跟我们聊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才离去。

我问过邓，府后街那里的房子拆了没有？

邓说：“还没有，但邵阳坪一条街都拆了。”

我问：“那你老婆的大姐家，从邵阳坪搬出来了吧？”

邓说：“早就搬出来，在河西买房子了。”

五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真没想到，事隔十六年后，还能与宁联系上。应该感谢互联网，是网络将失散多年、天各一方的我与她，拢到一处，重新聚合在一起。

那天，我从洪的转给我的宁的留言中，抄下她的手机号码。

然后一个人走出去散步，边走边拨打她的手机。

“谁呀？”

手机里传来久违的宁的话语声：清晰、脆亮、甜净。这是超越时光的声音，不老的嗓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一听，就觉得拥有这嗓门的，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一个不会苍老、永远年轻的女人。

当我老了，回忆着年华的蹉跎，或许会梦见一个人，或许会重温一个人的嗓音。

我想梦见的人、想重温的嗓音，就是宁这样的人吧。

这声音，响起在我的耳畔，像是来自上苍的福音，从天而降。

它让我回溯岁月的河流，一下子将我带回十多年前的长沙府后街，带到那间租屋里，仿佛宁就站在我的身旁，与我一同看着手提电脑的显示屏，与我轻轻地说着话。

我说：”我是刘。”

“哦，想起来了，是你！难怪我一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好熟悉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能联系上你，真是太好了，太让我高兴啦！”

我告诉她，我用她的手机号码，向她发出加微信好友的请求了，你快接受吧。

宁说：“真的呀，那我赶紧回去，加你好友。”她解释说，这时候正在外头。

这天晚上，我利用在外散步的空闲，边走边与宁交谈着。

走路不好打字，两人一句接一句地发着语音，谈兴浓得化不开似的。

宁告诉我，我还在冷水江的时候，主动联系过她。这让她很感动。

她说：“如果你不电话联系我，可能我就会忘掉你啦！”

宁还说，自从我打过她的手机后，没过多久，她就将联通的卡，换成了电信的卡。

所以，我打她联通的手机，是空号了。

宁还告诉我，二零零三年，她就从府后街搬出来，搬到河西住去了。

我问：“那府后街的房子呢？”

宁说：“府后街的三套房子，都用来出租。”

还说，她女儿在政府对面的高级住宅区，买了两百多平米的大房子。她平时就住在女儿家。帮她带孩子。

女儿的大女儿今年高考失利，准备去广州读中专。

二零零四年，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都四岁了，正在上幼儿园。

一直聊到深夜十一点四十分左右，我与宁的长聊才结束。

在路上散步时，我走走停停、边走边说地溜了将近两小时。

快要到家了，宁才说，她明天要参加江西抚州的团队旅游，为方便乘车，从自家出来，转到表姐家住宿，明早六点坐车去江西。

我说：“那你赶紧休息，不要耽误你明天旅游。”

六

第二天，宁从江西发来所到之处的风景手机照。

连绵起伏的群山，深藏其中的古刹寺庙，翘角飞檐的亭台楼阁，静谧如梦的小小村落，还有一串串爬山的男女人群，沿着陡峭的石级，逶迤而上……

其中有几张，是她的个照：雕栏画础的古老木屋，回字形的雕花格窗前，宁探出身来，手扶栏干，目视远方。真有”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之雅。

她说，抚州，是热播电视连续剧《爸爸去哪儿》取景拍摄之地。这里有大自然的绝美风景，也有深厚的人文历史渊薮。

临川，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故乡。著名的《牡丹亭》剧本以及“临川四梦”，就是汤显祖在这里完成的。

宁还说，出去旅游，是最开心的。

我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离开了你的女儿家，不要带孩子，不要煮饭洗衣，一切俗务和烦恼都甩开了，触目皆青山绿水，耳闻百鸟啼唱，呼吸清新空气，当然开心啦！”

宁说：“趁现在还走得动，要我出去走一走。不要等到老得走不动了，想出去都去不了啦！”

我说：“你大外孙女去广州读书后，你把小外孙交给女儿他们带，自己单独一个人过，不自由得多？”

宁说：“我早就有这个想法。等府后街的房子拆掉，把我重新安置后，我就想从女儿家搬出来，一个人过。”停了停，又说，“不过，话说回来，一旦离开了女儿他们，离开了大外孙女和小外孙，就觉得很孤单，就像鸿雁南飞的时候掉了队，成为孤鸿断雁似的，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怪可怜一样。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啊，太贱了，愿意吃苦，不吃苦，反而觉得不正常了。”

我附和道：“是啊，不跟孩子过不好，跟他们过也不好。一旦离开他们，就坐立不安，心挂念着他们。已经习惯生活在有他们的环境之中，脱离了他们，就觉得自己活过有点自私和自责似的。只有回到他们中间，心才安宁。”

宁说：“跟他们住在一个城市，不住到一起，也会放不下他们的。只有不跟他们一个城市，各过各的。这样，才是彻底放下。”

我说：“你难道要离开长沙，去别的地方过吗？”

宁说：“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

她还告诉我，这次选择的旅游路线，是新开辟的线路，游的人少，价格也优惠，只要几百块钱。长沙这边去了十多台大巴。住的是星级宾馆两人间。吃得也好，旅游景点规划得也合理，风景迷人。要是个人去游，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路线规划也不会这样紧凑和安排妥当。

三天时间，游了很多景点，坐了缆车，还交上几位朋友，见到了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友，真是收获多多。

回到长沙后，一进入女儿家，面对杂乱无章、不兴收拾的家里，她又开始愁怅起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投入紧张劳累的家务战斗。

她说，一进家门，就把自己忙成一个飞转的陀螺一样，停不下来。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

我说，年轻人依赖思想太重了，家务好像生成是老人做的一样，他们从不插手，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享受，不要做家务事一样。

宁对女婿是颇有微词的。说大男子主义，一回家，就是吃现成的。吃饭后，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地上掉个东西，也不会弯腰去捡起来。丁点家务活也不干。

女儿也一样，所有的事情，都是宁一人操劳。从买米买油，从买菜到买日用品，接送孩子上幼儿园，拖地洗衣，做饭炒菜，洗碗刷锅，抹灶台，事无巨细，都是她一个人挑起来。

他俩只上班，下班回来，就只有休息。

而宁呢，一天下来，没有休息的时间，这个家，她时刻在操着心。

我说：“只有离开他们，让他们自己当家，自己做家务，才知道操持家务，有多么辛苦，才懂得你在时，为他们做出了多大的无私奉献。同时，你离开他们，自己轻松多了。”

宁无奈地说：“可是，不跟他们过，一个人过日子，又觉得太孤单了。一旦有个病痛，没人在身边，真是叫天不应的。”

我说：“唉，左右为难啊。”突然想起，又问，“你不是有老公么，他呢？”

宁说：“老公送到护养院去了。我照护他十多年，直到零三年，我实在忍受不了，才提出不照护他。弟弟将他接到他们家去了。最近这几年，才送护养院的。估计也捱不了多久，顶到撑到明后年吧。”

七

通过几次语聊后，我得知宁真是个苦命女人。

走过风，走过雨，一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柔软的肩膀，扛起一个多灾多难的家，至始至终没有被苦难与委屈所击垮。

我知道，这是宁内心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在支撑。为了这个家，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生命。

宁说，你可能想不到，我老家也是邵阳的，跟你是老乡呢！

你去邵阳问一问，姓宁的，大多是来自邵阳。

父亲很早的时候，就从邵阳跑到长沙学手艺。然后在长沙找了个本地女子结婚成家。

可怜父母吃尽了人间的苦，却没有享到儿孙的福。父母都去世很早。父亲不到六十就走了。母亲在六十二岁那年去了。

我上头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我高中毕业后，进入有线广播站工作。二十来岁的时候，通过介绍，找到一个聪明能干的长沙本地男子，结婚成家。

老公是一家工厂的油漆工。个头不高，但五官端正，年轻的时候很帅气。

我与他耳鬓厮磨，恩恩爱爱，夫妻生活美满和谐。

婚后第二年，生下女儿。

两人相互约定，就这样携手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无论哪个先走，后走的都要毫不犹豫地殉情，追随而去。

小两口触目可见的幸福，被邻里羡慕得不行。都说这是世上难找的般配一对。

我人虽然不怎么漂亮，但年轻的时候，还是惹人喜欢的。

记得有一次，我下班回家，路上有一个小伙，一直跟着我，不远不近，像一个尾巴，老是甩不掉。

我不敢往后头看，只是加快脚步，一路快走。

到一家电影院的门口时，我为支开他，就买票进去看电影。

看的是一部外国片子，叫《简爱》。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经典爱情电影。《简爱》的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写的。

刚落座，一个身影就紧挨着我坐下来。

我一看，这个挨着我坐下的，就是尾随我的小伙子。

他这时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给我看，说他不是坏人，是很喜欢我。自我介绍道，今年二十六岁，在长沙一家工厂上班，单身未婚，很喜欢我，想和我接触。所以，就买了电影票，进来找我，一起看电影了。

我如实如实告诉小伙，说我比你大整整十岁，今年都三十六了，有老公有孩子。你是看花眼了吧。

小伙很惊讶地回道：“啊，看上去你好年轻的！”说着，就知趣地走开了。

幸福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九八三年春，老公所在的单位垮了，他下了岗。只好去打零工。有活就干，没活就歇，干干歇歇，没有保障。

眼看着歇工在家的老公，家里到处急着要用钱，这样下去，家里快揭不开锅了。

不能等死！我毅然决然地写了辞职报告，递交上去。

单位很快批复了我的报告，我开始破釜沉舟地一个人跑单干。

干什么呢？想来想去，也在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考察市场，发现在人来人往的五一路口子上，或者是人流很多的其他路口摆摊，卖衣服，生意蛮好，傍晚摆的摊，到十点钟左右收摊，就能卖出去几十套衣服。

于是，我敲定在闹市区摆地摊专卖衣服的主意。

我一个女人，背个大袋子，只身去福州进批发的男女服装。

福州缺货，就去株洲服装批发市场补一批货回来。

刚上街摆摊的时候，遇到熟人，我还有点害羞，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

远远地见熟人走过来了，赶紧将脸扭过去，不看对方。人家打招呼时，也只是勉强地回应一声。

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做，每晚的收入一天天在增长，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也不再害羞了。

我卖衣服，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一件衣服，只赚块把两块钱，甚至几角钱。福州进货是八块钱一件，我卖出去是十块钱一件。

衣服质地不错，式样也时新，何愁没有销路。

就这样，摊子越滚越大，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像是看到了生活的曙光，看到了家庭的希望。

这样干了四五年之后，我们由一个一贫如洗的贫穷之家，一跃而成为当时最早的万元户。

有了钱，我们申请建房，在市区府后街附近的好段，买下地皮，修建了一栋四层楼房，砌了围墙。

新楼房门前有大树，屋后有池塘。终于实现我拟定的人生规划的第一步，拥有了自己的新楼房。围墙内，自成天地，有空地开畦种菜，也可以养些鸡鸭。身居闹市，而无车马喧阗，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吧。

我考虑到以后可能还会增高楼层，于是决定选用二十六毫米粗的罗纹钢，作地基用钢。

地基打得坚固，就不愁今后加高楼层了。

我的五年规划提前实现了，不仅建了房子，还买了车子，家有存款。

亲戚好友，都知道我家有钱。他们变着法子来我家开口借钱。看在亲戚的分上，我也不好拒绝他们。亲戚之间嘛，能帮则帮，人家说缺钱，只好把钱借出去了，且不收息钱。

我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没有靠山，也没有多少本钱。我完全凭自己的市场眼光，稳打稳扎，见好就收，不贪大钱，只赚小利。这样，稳赚不赔，家就这样一步步发起来了。

这在普遍处于低薪水平的当时，我们家成为一夜暴富的典型，周围的人眼红得不得了呢。

这世界，也变化得太快，太突然了吧，说变就变，像舞台上的变脸艺术一样，你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它就改变得面目全非了。

一九八九年初建的新楼房，我们欢欢喜喜地搬进去，新楼还没有住热，到年底上面就说要拆了！

来人与我谈判，赔付我家三套房子。房子就在府后街上。

说是三套，其实就是一大带两小。大的一百零五平米，两套小的，各四十平米左右。

补偿得也太少了。可我不想做钉子户，还是配合上头，同意拆迁。

就这样，一夜之间我们重新回到筒子楼，做升斗小民。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就在这一年，我家的天塌下来了！

一天早上，老公起床的时候，一站起来，人都没站稳，就扑嗵一声倒下去了。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我赶紧叫人将老公急送医院抢救。

老公是脑溢血，当天开颅做了手术。

可怜的人，老公手术后，就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的废人。

我每天为他端屎接尿，喂饭喂水，擦抹身子，换洗衣服。

从此我经常以泪洗面，总想躲在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诉一诉心中的黄连苦。

其时我才三十多岁，正是生理欲望都十分旺盛的年纪，却被命运生生夺去了夫妻恩爱的欢乐，成为一个活寡。

我料理重病老公十多年，一直到女儿结婚生子，我无法心挂两头，既要为女儿家做饭带人，又要照看老公，于是，向夫家的姊妹们提出，病人由他们接过去照料，我现在已无法照看他了。

我的合理诉求，没想到遭到夫家家族的集体反对。

他们毫无理由地怪罪我，现代人居然还信迷信，硬是污赖我，脏水往我头上泼，说什么老公生病，是我命硬克夫引起的。真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嘴巴，除了吃饭，就是用来杀人。

我成了一个现代祥林嫂，背上天大的黑锅！

我将一直保存的医院诊断书，拿给他们过目，还我清白。

原来老公的脑溢血疾病，是由于先天性的脑血管畸形导致的，并不是我克夫引起的。

迫于事实，他们才答应将人接过去料理。

我的独生女儿，不像我，有点替她爸爸，敦厚朴实，少主见，容易被人说服。

不过，女儿很听我的话。学习用功，成绩优异。我看到长沙的湘雅医院条件极好，医生护士的待遇很高，就劝说女儿考湘雅专校。

女儿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十四岁时，还在上初二的时候，就以六百四十三分的高分，顺利考进了湘雅专校。

毕业后，进入湘雅医院当护士。

很快就走上护士长岗位，每月能拿到两万元的工资，年终奖也有两三万元。平时的福利多得难以数清。

女儿聪明好学，长得也高挑清秀，不愁找一个如意郎君，这是她的长处。但个性决定命运，她缺少自主意识的性格，注定了她的个人婚姻难以完美。

女婿就这样趁虚而入。他比我女儿大好几岁，每天在我女儿耳边策来策去，女儿宿命般地被他策动了。

结婚之前，女婿是有工作的。婚后，他提出来要开公司，赚大钱。

没有本钱怎么办，就四处借钱。

在我手上借了三十几万。这钱，借给他都十多年了，本息总共有六十多万，他一直没有还给我。

公司倒是开起来了，最初几年的生意还不错，赚得盆满钵满的。

一些酒肉哥们趋之若鹜，百般讨好。半夜都还打电话来，叫女婿去吃夜宵快乐。

有钱就是任性，女婿花一百万，买了一辆高档进口名车，开着名车跑路，多赚几个回头率，多一些心理安慰与虚荣。

我劝他，公司盈利了，要考虑把钱投进去，扩大再经营，以利滚利，赚取更多的创收。

可他就是不听我的，将辛苦赚来的钱，胡乱花掉了。

公司倒是开了好几家。到后来，都先后开败了，垮掉了。现在只剩下一家公司要死不活地维持着。

让人气愤的是，女婿想支开我，想出一个歪主意，说服女儿，将湘雅医院的工作辞掉，在家当全职太太，相夫教子。

这一招，害得我女儿吃亏不小。现在，又只好重新去找工作。找了一家一般的医院去当护士，月薪少了一半，条件也远不如湘雅。

外孙女之所以高考名落孙山，与她爸爸有很大的关系。

还指责我，是我教坏了孩子。

我立即喝斥：”放屁！我教出来的女儿，十四岁就考上湘雅，你有这样的能耐没有！”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家家的婆媳之争、婆婿之争，自古以来，就是一场扯不清、没完没了、没有硝烟的战争。

女儿两口子，女婿当家。可他没有当好这个家。眼光短视，见小不识大，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一无远见，二无规划，不思进取，过一天算一天，甚至还寅吃卯粮，超前消费，把家底败得基本上差不多了。

譬如，在买房这一大事上，女婿不听我的劝告，白白丢掉一个又一个利好房源，坐失良机，损失不小。

举个例子吧。那年，长沙宏大名下有楼盘出售。二百六十平米，一百多万元。

我带着女儿去看了房子。发现这里环境优雅，交通便利，地处黄金路段，房子结构合理，而且是精装修，搬进去就可以住人，属于高档住宅，买下来，肯定很快就会升值。

我当即交了一万元的押金，打算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房子买下来。

女儿回去将这事说给女婿听。他却激烈反对，说你要房子，就不要我，两人离婚。

女儿迫于他的压力，只好放弃买宏大的房子。

女婿通过请人吃饭的方式，花掉几千元的饭钱，最后将一万元的买房押金，要了回来。

如今宏大这么宽敞的房子，价格都在两百多万元以上了。

一想起这事，我就很心痛。心想，女儿要是我，就干脆与女婿离婚，买下房子，何愁找不到比他更强的男人呢？

唉，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啊！

八

我问宁：“你女儿在教育大女儿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失败的。没考上大学，去广州读中专。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吧。”

宁说：“我真的不想插手女儿家的事情，想早日离开她家就好。等府后街的房子拆了，安置房交给我之后，我就把房子好好装修一下，搬过去一个人住。不给女儿带人了！”

我又问：“你还考虑在老公走了之后，重新组建家庭吗？”

宁说：“我嘛，他一走，我就跟着去了算了！”

我急劝道：“不要干傻事，是什么年代了，还去信守这样的约定！”

宁说：“我要找嘛，就找一个懂我的人。”

我说：“懂你的人，会出现的。”

宁没有回话，但我隔着网络，隔着千山万水，隔着北京至长沙一千多公里的遥遥距离，仿佛能听到她会心的微笑声音。

有顷，宁又问我：“你在邵阳有房子吗？”

我说：“有房子的，是单位分的福利房，六十五平米左右。”

她说：“你人在北京，邵阳的房子租出去了吧。”

我说：“没有出租，还想将邵阳的房子卖掉，到武冈去买一套房子养老呢。”

宁说：“邵阳的房子能卖多少？”

我说：“邵阳那穷地方卖不起价，十五万左右吧。没有人要。”

宁说：“那卖给我吧。我数现钱给你。”

我说：“你会住到邵阳这破地方去吗？”

宁说：“会的。邵阳才是我的老家，我有好多亲戚在邵阳呢。”

我说：“我的房子离城里还有五华里路呢。”

宁说：“我就想住在城边边上，不想住在城中心。”

我说：“你还是等长沙的安置房吧。住在长沙好多了。”

宁说：“你不好把房子卖给我吧。”

我说：“真的不好卖给你，怕你怪我的房子不好，都有二十三年房龄的老房子，虽然装修过，但看上去，也很旧了。”

宁说：“没事，我一个人住，不讲究的。”

我说：“我知道，你这是说着玩的，其实你不会住到邵阳去。”

宁说：“唉，怎么说了，现在心很乱，一直决定不下来。”

关于房子的事，就聊到这里，没有下文了。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与宁几次长谈，让我比较了解她，理解她，同情她。同时也发现，我与她有诸多的共同点。

一是喜欢看书，不喜欢打牌，喜欢清静，不喜欢嘈杂的环境。二是同样有一个不称心的女婿。三是相处的境地也差不多，想离开孩子家，但又离不了，心情矛盾。

唉，人来到这个世上，凡事遂心的少，烦人的多。就这样安然处世，少烦恼，多开心，凡事看淡一点，想开一点吧。

活到这个分上，什么皆不重要，唯独身体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