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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寻找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在农业革命时期它是原罪;在人文主义,问题追溯至童年,追溯到原生家庭和父母的过失,即将现实的困境转移到个人的内心问题。萨特的《密室》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地狱即他人。
一个房间,灯永远亮着,门永远锁着,三个陌生人就在这个房间一起共生。终于,一个人忍受不了,他拍着门大声呼嚎:“开门!开门!一切我都愿意接受。我愿意挨鞭子、镊子、下油锅、火钳、绞刑,一切焚烧的、让人皮开肉绽的东西。我想要彻底地受刑。”他甘愿接受所有地狱的酷刑,只要能从这间屋子出去。但是没用,这里就是他的地狱,地狱就是他人。
这间三个人的密室可以是每一个家庭,每一组父母和子女。他人的凝视延伸、助长了我们对内心的勘察,揭露了我们的耻辱。而向内心体验探索的路,就像远洋和航天一样没有尽头。并且它就像深渊,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人文主义承认个人体验的价值和权力,将意义的来源导向个人的体验。但问题在于对待同一件事,不同人的体验和敏感度是有差异甚至冲突的。比如2015年《查理周刊》事件,《查理周刊》因刊登穆罕默德的漫画形象遭遇恐怖袭击。对媒体和周刊作者来说,这是言论和出版的权利,是他对世界的一个观点的表达。但是对于穆斯林来说,它是极端的侮辱和伤害。遇袭后,《查理周刊》出版“幸存者专刊”,其封面依旧使用了穆罕默德的漫画,手中举着“我是查理”的抗议标语。随后,伊斯兰世界爆发抗议活动——“我们不是查理,我们是穆罕默德”。
对于个体的感受和体验,最开始是没有被图像纳入的对象,尤其是个人的【快乐】。它不是生存的必需,既不重要也不高贵,属于不值得书写的内容。在人文主义出现以前,在图像里没有【快乐】的位置。前面分析过,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时期重要的是如何活下去,如何躲避饥荒、疾病和敌人。希腊神话和基督教故事这两条文化主线里,讲述的是如何活得符合理想的范式,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得永恒的救赎。图像强调的是希腊式“宁静的崇高、静穆的伟大”,以及基督教式的自我牺牲和救赎。
在之前分析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这样一幅婚礼的图像中,表现的也是对忠诚的承诺与见证,而非快乐。但是,人文主义的思潮将【快乐】从意识的海洋里翻卷出来,推动着它上岸,让人看见它的存在。反映在图像里,是【快乐】开始作为表现的对象出现。这粒快乐的图像种子,从尼德兰的风俗土壤里生发,在法国的洛可可宫廷里蔓延,在巴黎的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结果。
但随着【快乐】成为常态的指标,它遭到新一轮的质疑,即人是否也有【不快乐】的权利,以及资本服务于快乐而排挤文明的其他可能性。因此,图像又发掘出不快乐的图式,及至今日丧文化的出现,【快乐】的这条贪吃蛇似乎又要咬回它自己的尾巴,衔接回到最初的悲怆和崇高。
接下来会分析图像处理【快乐】问题的这条线索,考察图像又发明出哪些图式和结构来实现快乐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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