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爱着什么
100 年前，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再读他的文字，天真依然。
晚明文学家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而汪曾祺的第一“癖”，便是美食，他不仅喜欢吃，还专门著书谈吃，那文字中的吃，不仅有生活，还有深刻的人生体验。
汪曾祺的画
在他眼中，什么事情都抵不过平常的一菜一蔬来得真实。世间最是烦心事，唯有美食治愈人心。他走到哪里，就会吃到哪里，同时还会留下文字品评，在他的美食地图中，有内蒙古的手抓肉：
“手把肉”即白水煮切成大块的羊肉。一手“把”着一大块肉，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了吃。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一块肉吃完了，骨头上连一根肉丝都不剩。有小孩子割剔得不净，妈妈就会说：“吃干净了，不要浪费！”牧民对奶、对肉都有一种近似宗教情绪似的敬重，正如汉族的农民对粮食一样，糟踏了，是罪过。
也有昆明的炒鸡蛋：
炒鸡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鸡蛋特泡。一掂翻面，两掂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番茄炒鸡蛋，番茄炒至断生，仍有清香，不疲软，鸡蛋成大块，不发死。番茄与鸡蛋相杂，颜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炒得“一塌糊涂”。
最让人惊叹的是，晚年的汪曾祺每每买到新鲜食材，都会先挥毫一番，然后再将它们烹煮，天真之气尽现。
汪曾祺的画
他的另一个癖好当然是文字，在《人间草木》里，他既可以与草木对话：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也会痛快的飙一下：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这就是真实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在他的出生地江苏高邮，汪家大院很是有名气。
曾做过运动员的父亲喜欢喝酒，每次饮酒常会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点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所以不满 20 岁的汪曾祺已具备一副“浪荡公子”的气质。
父亲汪菊生是个全才，受家庭影响做了眼科医生，同时笙箫管笛等乐器无一不会，甚至画画、篆刻也是信手拈来。汪曾祺从小耳濡目染，学习古典诗文，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父亲。
对爷俩来说，这都是玩儿，后来的汪曾祺也曾总结道：“生活，是很好玩儿的。”
年轻时的汪曾祺
1937 年，日军占领江南，江北告急。
这一年的汪曾祺 17 岁，在勉强读完中学后，他随父亲到一个村庄的小庵里（他后来将此庵写入小说《受戒》）避难半年。此时，除准备高考的书籍外，汪曾祺只带了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现在看来，这两本书对他的文学之路影响极大。
两年后，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本是 4 年的学制，他读了 5 年。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学渣逆袭的故事，大学期间的汪曾祺不爱上课，喜欢到处逛泡茶馆，但难得的是，他喜欢阅读，常常是用晚上的时间在图书馆读书，有时一直读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接着逃课、读书...
最初的一年，他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各种著作。
汪曾祺与沈从文
二年级，汪曾祺遇到了恩师沈从文，老师开课 3 门，他一次课都没逃过。
年轻时，汪曾祺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他曾写过一篇小说拿给老师看，文中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精心设计过，但沈从文却批评说：“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就是这次批评点拨，使汪曾祺豁然开朗，悟到了写作的真谛，他后来对自己的文学语言总结到：“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这也正是汪曾祺的文字朴实却不乏锋利，天真却不矫情的原因。
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1948 年
在动荡年代他也曾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却看得开，在随笔中风趣地写道：“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相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汪曾祺是幸运的，自始至终家庭和顺，家人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这都得益于他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的家庭教养。
晚年汪曾祺与施松卿
有人曾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随遇而安。”
他的文字，始终透露出一种不争，他对生活始终都保有一种热忱、洒脱和天真，即使经历了战争和运动，仍是如此，这便是人生最难抵达的境界。
1980 年，他重新拾起笔，发表了《受戒》，字里行间没有半点苦闷，依然一副温情从容的闲适。他写过不少具有反思性质的小说，都是淡淡的，有一种温和的自省。汪曾祺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争的人。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不管世间多么复杂，他始终活得像个孩子般纯粹。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用情深切，却饱含天真。
何谓动人，大致就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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