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来自兰小欢教授《置身事内》
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漂流到孤岛上，饥肠辘辘。这时海面上漂来一个罐头。
物理学家说：我们可以用岩石对罐头施以动量，使其表层疲劳而断裂。
化学家说：我们可以生火，然后把罐头加热，使它膨胀以至破裂。
经济学家则说：假设我们有一个开罐头的起子……
这是一个笑话，在现实生活里，经济学家并非一无是处，至少经济学理论或人们总结的经济规律化解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部分疑惑。
一、省界地区的经济为什么会落后？
举个例子来说，我的老家在四川省广元市，2022年GDP在全省21个市州当中排名16位。
广元市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在我国经济中有个“三不管地带”现象，也就是处在行政交界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落后。
为什么广元经济比较落后呢？
一是位于三省边界，我国大部分省界位于山区，山区坡度平均比非省界高35%，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是远离省会成都，省会城市为一省政治经济中心，经贸发达，人口密集，规模效应明显，越靠近省会的城市，越能沾上省城外溢的城市红利。
三是边界地区的文化，既与本省主流文化有隔阂，又因行政边界割裂，与邻省文化交流较少，文化的相对封闭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成功的背后为什么是妥协？
改革初期，全国实行财政包干，结果从财政预算收入角度来看，中央占全国（中央+地方）的比重越来越低，中央变得越来越穷。
为解决这个问题，1994年，中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
这项改革的核心就是重新划分央地利益，因为动了地方的奶酪，所以朱总理亲自带队，一个省一个省的做思想工作。
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回忆了当时激烈博弈的场景：
在广东谈时，谢非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总理就说：“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一下就给驳回去了。
最后广东还是服从了大局，而分税制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
从下图可以看到，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由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
分税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
成功政策的背后，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而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三、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何在？
我国的收入差距有两个特点：一是城乡差距，二是地区差距。
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倍。
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45倍。
2018年，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贵州、甘肃、西藏等地的3.5倍。2022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84034元，是最后一名黑龙江的2.40倍。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如果人口能够自由流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将不断缩小。
以美国为例，下图中的柱子代表美国各州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而折线则代表各州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各州GDP规模差别很大，比如加州就占了美国GDP的15%，但图中折线的高度和柱子高度差不多。
换句话说，州与州之间虽然规模差距大，但人均GDP差别很小，无论生活在哪个州，平均生活水平都差不太多。
美国这种规模不平衡但人均平衡的情况，和我国的情况差别很大。
下图是我国各省份GDP占比和人口占比的情况，图中柱子与折线的高度差别很大。
第一种是柱子比折线高，这意味着人口规模小于经济规模，更少的人分更多的收入，相比之下更富有，如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
第二种是柱子比折线低，经济规模小于人口规模，更少的收入分给更多的人，自然相对贫穷。
要想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
要想实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因此，要鼓励更多人进入城市，尤其是市场规模大、分工细的大城市。
经济意味着利益，利益牵涉到选择。
未来的中国到哪里去？这是当下中国人的共同选择，也是我们逃不开的话题。
改革洪流滚滚向前，每一步既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你唯一不该做的，就是冷眼旁观、置身事外。
因为，无论如何巨浪涛涛，我们都在中国这艘巍巍巨轮之上，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唯有活在当下，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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