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大一个孩子，妈妈要添几根白发？我不知道。养大一个孩子，妈妈要碎几次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饶是妈妈完美继承了外公年届九十仍头发乌黑的强大基因，养育我们姐弟三个，妈妈的如云秀发还是悄悄染了霜。
我是妈妈的头生女，八斤八两的大块头让妈妈整整痛了三天三夜、吃尽苦头才艰难地生下了我。大约妈妈的难产给爸爸留下的可怕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和妹妹以及弟媳妇生娃时，爸爸都是最紧张的一个。爸爸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说：“女人生孩子就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我小时候，不曾听过什么童话，因为这对当初不识字的妈妈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妈妈很爱跟我讲故事，她给我讲的都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
妈妈说，在我三岁时，有过这样的事：那一天，爸爸妈妈在磨豆浆，妈妈照例给了我一把泡过的黄豆玩。玩着玩着，我大约是饿了，抓起黄豆就往嘴里塞，许是因为年纪小，准头不够，居然塞进鼻子里去了。鼻子堵了，呼吸受阻，我想把黄豆抠出来，结果越抠黄豆越往上走，等妈妈发现不对的时候，黄豆已经被我推到了鼻腔尽头，停留在了内眼角下方。妈妈看到我眼睛下面鼓了个大包，吓了一大跳。好在我虽然难受得哭了，尚能清晰地告诉妈妈：“豆豆，豆豆跑进鼻子，豆豆不肯出来。”妈妈抱了我就跑诊所，大概是晚上七点的样子，诊所早就关门了，又是找人，又是开门，折腾了一阵子，所幸有惊无险，妈妈说医生只花了几秒钟就用一个专用工具把黄豆钩出来了。妈妈每次跟我讲起这事儿，都是笑着讲的，仿佛爸爸嘴里说的那个抱着我边跑边哭的人不是她，仿佛她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胆战心惊与心慌意乱似的。
七岁那年，我一个牙齿被蛀了。牙疼发作时的惨状，至今历历在目。妈妈说，那天她要到野外为我找治牙疼的草药，再三叮嘱我躺床上，千万不要出去。可是当妈妈回家的时候，楼上已经空无一人，妈妈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们住的楼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算得上是一座危房：这在风雨中会飘摇的百年老屋是爸爸从爷爷那里继承来的唯一家产。小木楼的楼梯陡峭逼仄，且没有扶手。妈妈从来不允许我独自一人上下楼梯。妈妈说她上楼后一看我没了，第一反应就是冲下楼梯，跳进楼梯下方猪圈的粪池，试图打捞我。妈妈浑身颤抖着，边打捞边连声呼唤着我的小名：“英英，英英——”妈妈捞遍粪池，一无所获，她全身虚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邻家阿苏奶奶听到了动静，赶紧过来问怎么回事。妈妈哭着说：“英英没有了，呜呜呜——”阿苏奶奶看着满身狼藉的妈妈，惊呆了：“英英在我家啊。我听到她在楼上哭，她说牙疼，我就把她领家去了啊。你也不叫一声，怎么还跳粪池啊！”妈妈这才像从噩梦中醒来，破涕为笑了。
妹妹出生在农历十二月十二日的凌晨，那一天特别阴冷，北风呼啸了一个下午，到晚上风势也不见小，一场大雪在风起云涌之中霸气地酝酿着。我和妹妹都是在家里出生的，我因为过程漫长，爸爸接连去请了六次接生婆，到最后接生婆都烦了。而妹妹的出生，一来因为半夜，爸爸迷迷糊糊有些晕头转向；二来，爸爸以我的出生为参照物，搞错了参考的方向，爸爸都没来得及将接生婆叫来，妹妹已经呱呱坠地。
就是因为这迫不及待的到来，没有接生经验的爸爸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妹妹冻坏了，并落下了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我只比妹妹大一岁多一点儿，妹妹幼儿时的很多事，我并不记得。但我听妈妈说起过，妹妹哮喘发作的时候，相当可怕。妈妈很多次都以为妹妹要没用了。妈妈为妹妹四处寻医问药，哪怕有些一听就让人置疑的偏方，妈妈也认真地尝试。
在妈妈为医治妹妹哮喘而奔走的路上，发生过一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妈妈不知从何处打听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专治哮喘的赤脚医生，他住在距离我家二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爸爸和村里的一些人一起在金华做工，妈妈没有人可以托付代为照看我和弟弟，便咬咬牙把我们姐弟仨全带上。彼时我已七岁，弟弟两岁。妈妈把我放在一个箩筐，把妹妹和弟弟放在另一个箩筐，挑起我们就走。
到医生家所在的村落要过一座独木桥，那座桥架在十多米宽的义乌江上，桥面窄窄的，仅容一人通过，晴天过桥尚且让人捏一把汗，更不用说雨雪天气了。妈妈挑着我们赶路的那一天，是一个大雪后的早上。我清晰地记得，从来健步如飞的妈妈，在独木桥边站住了。妈妈犹豫着，不敢轻易跨出第一步。妈妈放下担子，抱起弟弟，想先把弟弟抱过桥去，可是妈妈看看桥面的积雪，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可能因为抱着弟弟视线受阻，过桥太危险。妈妈把弟弟放回箩筐，重新挑起了担子。挑着三个孩子过桥，虽然内心忐忑，至少视野开阔。
我无法确切地知道妈妈当时的心情，只记得我坐在箩筐里，筐绳随着妈妈小心翼翼的脚步轻轻荡悠，桥下的江水滚滚往西而去，我觉得头晕目眩。过桥后，妈妈没有放下担子，只是抬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汗。那是大雪后的早上，风吹在脸上，有刺骨的寒意。妈妈的汗，应该是吓出来的——冷汗。
医生长什么样子，他如何为妹妹诊治，后来我们又是如何回的家，我全部都不记得了。只有妈妈在独木桥边的犹豫，我坐在箩筐里看到的筐绳荡悠悠，和桥下江水滚滚不停留，以及妈妈过桥后擦汗的那一抬手，如刀刻般印在我的脑海。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妹妹的哮喘最后总算治好了。
在我的印象里，妈妈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候，永远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弟弟三岁那一年，也是一个冬日的上午，妈妈打理好家里的事，把弟弟抱进“等”——音，是一种上小下大的圆台形木制家具，分为两层，中间一层镂空的木板供小孩站立之用，木板下方放一个火盆取暖——里，叮嘱他乖乖的，便到池塘边洗衣服去了。
妈妈至今说起接下来的一幕还会心痛。
妈妈蹲在池塘边，正刷洗着衣服，突然看到一个火球朝自己飞速冲来，随即听到弟弟变了音的哭叫：“妈妈——”妈妈一把抱住弟弟，将他的棉裤往下一拉，弟弟左腿的一大块皮被扯了下来。妈妈又是自责，又是心痛，四处为弟弟延医问药。妈妈为了看护弟弟的伤腿不眠不休，有时在炒菜时都打磕睡了。弟弟的腿最终痊愈了，可是弟弟腿上的疤却仿佛烙在了妈妈的心上，这成了妈妈一辈子的痛。她现在仍然后悔当初处理方式不当，才让弟弟的腿留下了一个超大的疤。以前我觉得妈妈矫情，事过多年，弟弟早就已经不痛了，何必一提起还要掉眼泪呢？何况伤疤反正在腿上，裤子一穿什么也看不见，有什么好念念不忘的呢？可是有了雨果，我对雨果的紧张程度比起妈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才明白了“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不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古话，这是多少为人父母者最真实心声的吐露。
“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只看到妈妈满头青丝渐成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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