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上映的《象人》,是大卫·林奇导演的第一部主流影片,也是他为数不多的黑白电影之一。《象人》虽然在叙事上采用了好莱坞的经典叙事模式,但在视听语言的具体呈现上仍然带有明显的大卫·林奇风格。
无论是从配乐、设计、摄影还是剧情来看,《象人》都是一部一流的作品,剪辑的流畅度之高令人印象深刻,在保证优秀的叙事节奏的同时,大卫·林奇导演运用了许多艺术化的处理方式,这使得整部影片的气质既令人心碎又带有童话般的梦幻。
《象人》中采用了大量的平行剪辑,这些片段当中“象人”梅里克的善良平静与普通人的狰狞病态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在特维拉医生对梅里克细心照料之时,另一边畸形秀的经营人拜斯正一步步逼近病房;当会议厅里激烈的讨论着梅里克的去留,他还在小心翼翼地制作属于自己的教堂;当梅里克独自沉浸在喜悦与幻想之中,却浑然不觉病态狂躁的人群即将蜂拥而至,紧张感时刻调动着观众的情绪,而最终镜头落于那些嘈杂的面孔特写时,我们突然明了,谁才是真正的“怪物”。
拜斯逼近病房 会议室中的紧张气氛 蜂拥而至的人群在梦境及人物内心的处理上,大卫·林奇导演选择了叠印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在他的许多电影里我们都能看到。在这种处理下,影片中的许多段落显得亦幻亦真:在梅里克的噩梦之中,大象的声音与机器的声音慢慢交叠,母亲对大象的恐惧与梅里克对看守的恐惧也开始不断重合,他样貌不同于常人,但这并不代表他的身心可以任人践踏。
梅里克的噩梦在接近影片尾声的剧院情节时,舞台上的波光粼粼与他专注的神情叠加在一起,就像他的内心有着湖水一样的清澈,我们感受他的惊讶同欢喜,他充满光彩的眼神像个孩童一样问着:这是梦吗?那一刻我愿意相信梅里克对特维拉医生说的话:他很快乐。
梅里克在剧院《象人》的故事取材自历史上的真实医学案例,历史上的“象人”名叫约瑟夫·凯里·梅里克,他在1890年4月的一个夜晚静静睡去,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年仅27岁。1979年,伯纳德·波默兰第一次将他的故事搬上舞台,第二年同名电影《象人》问世,在主流影片应有的情绪之外,《象人》还有着较为深刻和复杂的思考。
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展示外在与内在、丑与美的关系,在故事的主线上,它更像是一个关于人的自我觉醒的故事。从被当做一个动物对待,连他自己不觉得被当做动物有什么不妥,到他在爱与关怀之下获得尊严,开始真正成为一个“人”,并且渴望作为一个“普通人”死去——从这个过程来说,这部影片无疑是很完满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梅里克遇见了各个阶层的人,从街边小贩到皇室名流,大卫·林奇导演在这部影片里面没有粗暴的将阶层对立起来,而是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共性与个体的不同,因为人性的卑劣不会因阶层的变化而消失,当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有利可图,无论他身处何种地位,二者之间在谈尊严前一定都会有“利益”二字百般阻挠。
梅里克的存在如同一面镜子,折射“道德”与“正义”,人们在镜子前或炫耀或作态,唯一的区别可能只是:一者是毫不遮掩的野蛮,另一者是包裹着名为“教养”的虚伪的野蛮,真正对梅里克奉献出纯粹善意的人恰恰是那些畸形秀上的“展品”。
正如院长所说:“没有人能够想象”。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感同身受,有的只是同病相怜。
在影片当中,梅里克很多次都用“神圣”,“高贵”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女性的美丽。梅里克曾经的全部安慰都来自他母亲的照片,他一直觉得她是美的,是天使一样的存在,当梅里克生命走向最后一刻的时候他感受到的依然是母亲如同月亮一般温柔的光辉。
梅里克的母亲在梅里克重获自尊的过程中,许多女性都或多或少发挥了“母亲”的作用,比如特维拉医生的妻子安妮夫人,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夸奖梅里克的可爱,在听到他诉说对母亲的思念时忍不住潸然泪下;比如肯德尔夫人,她发现梅里克的儒雅与才智,深情的赞赏他“你是罗密欧”;比如马舍德夫人,尽管她一直板着面孔,但却时时刻刻对梅里克悉心照料,一边抱怨着一边掖好床单,甚至与特维拉医生发生严肃的争执;亚历山德拉殿下以颇具威严的姿态宣读女王的决定,她们为梅里克争取到了自己的房间,让梅里克有了一个家。
安妮夫人(左)肯德尔夫人(右) 马舍德夫人(左)威尔士公主(右)安妮夫人的尊重,肯德尔夫人的欣赏,马舍德夫人的照料,亚历山德拉公主的保护——“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在特维拉医生的教导下一字一句说出:“我叫约翰·梅里克”,到面对逼迫的人群用尽全身气力喊出:“我不是动物,是一个人!”梅里克蹒跚着,完成了一次壮丽的重生。
在雾气弥漫的黑暗中,梅里克始终平静的面对一切,他在刺眼的灯光中平静地展露身体,平静地说出“我吓坏了”,哪怕得知特维拉医生无法治愈他,梅里克也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没有控诉,没有抱怨,没有遗憾,他只是在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里惴惴不安的蜷起身体,然后以一个“普通人”的勇敢姿态拥抱死亡。
母亲与爱,上帝与我同在——他来过,他活过,他是最美的星辰。
他叫梅里克,一个天使一样的英国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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