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被当成了法国历史上最负责任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充满了政治热情，勇敢地参与到了社会活动中，肩负起了许多政治责任。
然而，有一位学者却不这么认为。那就是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托尼·朱特。
托尼·朱特，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纽约大学执教，专门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之一。2007年，托尼·朱特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这个院士头衔，是英国科学院能够授予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
今天我们了解的书——《责任的重负》，正是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之外，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
书中尖锐地指出，20世纪的法国，以及看似为政治热情奉献全部生命的当代知识分子，实则是一场巨大的不负责任的闹剧。
在这本书里，从极负责任到不负责任，托尼·朱特用精准的历史眼光、严谨的学术态度，重建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种种事迹，用铁一般的事实配合严密的说理，告诉我们负责社会责任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需要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坚守良知，言行一致。
一、20世纪的法国充斥着三种不负责任
20世纪的法国保持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但相对于领土的完整，它的纵向的历史层面，却经历了异常频繁的政权更迭。这本该是要求知识分子负起自身责任的时代，但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很好的完成这一使命。
当时法国的整个社会环境有三大不负责任的罪状，分别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道德上的不负责任以及知识分子空谈误国的不负责任。
政治上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政治家们庸碌无能、毫不上心、高度无知。道德上人们首鼠两端、随波逐流、懦弱胆怯且死不悔改。而知识分子们又在上述环境中陷入了意识形态战争，空谈学术而不务实。这是一种笼罩于全社会的不负责任的氛围。
二、知识分子本应该促进社会发展，却反而制约了社会政治
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对历史的解释，其结果就是，历史成了政治。这一句话仔细推究下去，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因为对历史进行解释的人，正是这一些知识分子。而对历史进行解读的目的，在于提出方案，推动历史，这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20世纪的法国，政局动荡，知识分子们本该努力思考，提出方案，带领国家走向稳定和发展。但结果事与愿违，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卡在了解读历史和提出方案之间的一个环节：树立旗帜。他们反思历史，得出结论，而后树立自己的思想旗帜，却没料到竖起来的旗帜不止一面。最终，他们深陷入了争论哪一面旗帜好的问题，以至于引发了一场场意识形态战争。
工具变成了目的，法国知识分子拼命争夺舆论阵地的行为，变成了实际上的不负责任。而他们的内部分歧与对立，则造成了整个法国社会政治的举步维艰、原地踏步。
《责任的重担》一书对何谓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问题有着真知灼见。
虽然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但这一些见解，却又绝不仅仅只适用于20世纪的法国，而是适用于每一个时代。众所周知，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知识分子们总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喜欢辩论、爱逞口舌之能，则是知识分子们最容易犯下的错误。
胡适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且强调：舆论界的大危险，是偏向纸上的学说，而不去实地考察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管是托尼·朱特批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还是胡适将空谈主义的风气归结为避难就易的懒，其核心都是想强调，知识分子想要真正负起时代的责任是极为不易的。可能多数人，碍于政治派别，选择了迎合权力、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凭着良心说话、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去切切实实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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