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1928，从诗学到诗教
1917～1922年，这五年时间里，黄节的诗学课程究竟有着怎样的讲授内容?1918、1919、1921年三次重版，由北大出版的《诗学》一书，可以看做黄节诗学课程的主干。
这部只有两万余字的著作，被誉为20世纪最早的一本中国诗学批评史。之所以标榜为“最早”，是因此书初稿，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即以《诗学源流》为名，由粤东编译公司铅印出版。待到黄节在北大授课时，又经过了两次修订，1921年第三版《诗学》出版后，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国内文科学子们必备的名师讲义、风行海内外的中国诗学定本。
可以看到，黄节所谈的“诗学”，并非什么古体诗写作指南的速成手册，也不是什么古体诗鉴赏品评的案例清单，而是一册异常严肃的“以诗言教”、“以诗言志”的关于中国古体诗发展历史的形而上学。他恪守《诗经》中的微言大义，认为“诗教之大”，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义所在。在序言中的黄氏，并非是什么悠然自适的行吟诗人，也不是什么慢条斯理的大学教授，是颇有点急风暴雨式的忧国忧民者。他奋笔疾书，写道：
《诗序》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或则沈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扬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诗》义之不明也。《诗序》：自《鹿鸣》以至(菁菁者莪》，述文武成康之治。治之以生人之道，所谓义者而已。记曰：诗以理性情，人之情时藉诗以伸其义，义寄于诗，而俗行于国，故义废则国微，奈何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乎!夫《诗三百篇》，学者童而习之。然闻其义而忽其辞，则不能引诸吾身，以称情而出。其失在不学作诗，盖声之感人深也。夫作诗者必尽求之《三百》，则经学所说诗亦已足矣。虽然，诗之义存乎《三百》，而辞则与世而移。顾亭林日；“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又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然则学诗者只求之《三百》，抑岂能尽其辞者乎?”殆亦亭林所不诈已。是故学诗者于《三百》求其义，于《楚辞》以降求其辞，由是引诸吾身，以称情而出。经学所说诗，求其义者也，兹编之讲习，求其辞于后世，而衷其义于《三百》者也。刘梦得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文。”鸣呼! 诗教寝微，国故垂绝，愿与邦人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废者欤?
原来，黄节所急于指明与阐扬的“诗学”，并非学术意义上甚或技术意义上的关于诗的学问。在他看来，真正的“诗学”是要弄明自自《诗经》以来的“诗义”，即诗歌对于人的生活、国家的命运而言究竟有什么意义? 他痛心疾首的地指出，自《诗经》以来，“诗义”逐渐为世人所冷落、遗忘甚至漠视与曲解。虽然诗歌的创作层出不穷，而且辞藻越发繁密华丽，但从《诗经》到唐诗，已经把“诗义”消磨得一干二净。诗人们只知道抒情，却把应由“诗义”之探求而付诸“诗教”的使命弃置一边。为此，他以长吁短叹的方式发出了写这本《诗学》的真诚呼吁:“呜呼！诗教寝微，国故垂绝，愿与邦人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废者欤?”
在这句自序的最后呼吁之中，我们看到，黄节将“诗教”与“国故”相联系，并认为这二者休戚与共，而且已经到了唇亡齿寒的地步。换句话说、他此刻在北大教授“诗学”，就是在拯救“国故”，仍是在守护“国粹”。
在之后万余字的精简阐论中，以《诗经》始，至明代诗学终，各分朝代章节叙述。从历史年代上讲，最接近《诗经》源头的汉魏诗学与六朝诗学最为黄节所看重。书中他列有一个表格，将“诗学”重心所在及《诗经》的传承路线勾勒得相当明晰。《诗经》中的“小雅”一脉由阮籍得传；“国风”一脉则分作两支，一支走向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诗体；一支则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乐府诗体，陆机和谢灵运等皆是这一支诗体的继承者。
在黄节看来，汉魏六朝之后的“诗学”，在唐宋还尚有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承其余绪、间有发扬；但就“诗义”而言，与《诗经》传统及“诗教”终已隔了一层。最接近《诗经》传统的汉魏诗学，理应受到重视与守护，如果说“小雅”一脉只有阮籍能传其义，其中放旷自任、洒脱不羁的个性，尚不足以代表泱泱中国的“诗教”之大；那么，“国风”一脉的传承代表人物曹植，身后尚有陆机、谢灵运等得其神旨，又有初唐陈子昂等重倡，至明代仍有高启等追摹，自然应该重新纳人“国粹”的范畴里，加以重新评价与阐扬。一言以蔽之，研究曹植及其诗学，从本质上讲，就是重新发掘诗学真义，重新提炼与阐扬以诗歌形式保留下来的“国粹”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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