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棵樹
父亲离开我十八年了。
2001年的5月8日，九点刚过一些。我伏在办公桌上正在批阅一个文件，电话响起了。
“大哥哇，老把子（父亲）发烧，病了几天了，我们劝他去医院，他就是不去，你劝劝他”。电话那头有些焦急地告诉我。
“好，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
耳边响起有气无力，却是十分清晰的声音“你好久回来的？”
“爸，我是前天回来的，本来昨天回来看您，但昨天有一个紧急会议走不开。我这周末回来看您。您病了，怎么不听话呢？不去看医生怎么行呢？”
“没有用的，你不管了”，父亲的音调很低。
接下来 ， 我一番劝说，父亲仍然执拗。我只好告诉电话那头，让他马上去请我们的医生朋友到家来看看该如何诊治。
放下电话，我放心了，隔空想象父亲的病情不重，朋友也一定会到家中为父亲看病的。我继续着自己的事情。
没有过一会，那位医生朋友的电话让我惊恐万分。
“你赶快回来，你父亲不行了”
“怎么可能呢，刚刚和我通过话的”
“已经昏迷了，就是今天的事情了”
如同五雷轰顶！ 放下电话，我坐在椅子上，顿觉浑身无力，脑子很乱。稍后，第一个电话安排好工作，第二个电话请假，第三个电话给了家中，马上出发。
赶到医院父亲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浑身糸着多条导线，联接着各种仪器和玻璃瓶。父亲已经深度昏迷了。
问清父亲的病情，重新回到病房，好是无奈，缩手无策，心情愈加沉重起来。
盯着监测仪不敢眨一下眼晴。房间里没有医护人员，我明白这是在等待。
突然，监测仪上呈现了一条直线，我飞快地叫来医生。他们一阵忙碌，电击、注射、按压，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那条直线没有一丝改变。
父亲走了，走得很平静。
脑子轰的一声，一片空白了。
好大一棵樹
父亲的人生轨迹充满了苦难和艰辛。一个农村娃，母亲早亡，丢下四个孩子。父亲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爷爷是教书先生，在那年代算是个文化人，但他常常不在家中，续弦后，四个孩子的恶梦从此开启了。爷爷没有等到他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也离开了这个世界。爷爷的去逝让四个孩子坠入黑洞，两个妹妹，一个送给了别人，一个给人做了丫头。父亲十四岁学泥瓦匠谋生，起早贪黑。解放初期毅然将家从农村迁到城市，改变了他和后代的人生走向。三十多岁勇敢去援藏，建设刚刚获得新生的拉萨市，西藏工作这段经历砺炼了他，也让他的物质生活有了提升。
有些往事，总会让你刻骨铭心。
十三岁的那一年。晚饭后，母亲显得十分焦虑，坐卧不安，不时走出去看看天空。突然，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说：走，到社里头去看看。
母亲说的社里头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单位，县第一建筑社。
从家里到那个社里的路上，四周都是漆黑的，好长好长的距离才会有一盏昏暗的路灯，高高地扯挂在水泥电线杆上。
社，大门前杨柳河的水不声不响地流淌着，混浊的，疯狂的空气悬浮在天空。
社，在一个民国时期一个大户人家的宅院里，右厢房那一排是一个会场。会场内灯火通明，口号声震耳欲聋。
我们没敢走向会场正门，缩手缩脚走向一个角落，扒开写着斗大的字的标语，踮起脚尖，透过窗户向里张望。父亲同好几个人一起，弓着身子，深深地低着头，胸前挂了个纸板，上面写着：反动技术权威 。
会场内的人，有狂躁的，紧握着拳头振臂高呼，满脸通红；有茫然的，平板的脸上，嘴唇轻轻地启动。
“没有打他吧”，母亲紧拉住我的手说。
恐惧，让我们悄悄地走了。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父亲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吗？父亲不懂政治的，只是他对一些人看不起，瞧不惯而已。后来才明白，是那场风暴席卷了太多的人。
一个晚饭后，父亲单独叫上我，两条小板櫈，我们在街边相向而坐。夏天的夜晚潮湿、闷热，街边的人都手拿一个蒲扇，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父亲一脸的严肃，我很忐忑，甚至有点害怕，不知道他要给我说什么。
“现在的政策你们今后都要下乡，读了书也是要下乡的，你不如早点学门手艺，免得去下乡了。我给你找了个木匠师傅，人很好，手艺也好，也给社里头说好了，你现在就可以去了”。
父亲给我的安排大出我的意外，我从来就沒有想过十四岁的我就要去工作。
“不！我要读书”，我非常坚定地说。
“这件事情你自己决定，我不勉强你”。
到今天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中的不是我的抉择，是“开明”、“尊重”。
好大一棵樹
上学了，到南京去上大学，父亲高兴。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送走为我送行的同学，不胜酒力的我哇哇的吐了起来。父亲望着我，说了句“不能喝，就少喝一点”，接着，叮咛路上的安全，叮咛我到了南京不要心痛钱，找一个人力三轮车到学校去。
第二天，父亲同家人、朋友将我送到成都火车站。火车启动的那一刻父亲的眼睛是潮湿的。
后来我才知道，送走我，他们迷了路，步行到提督街已经是后半个夜晚了。
大学第一个假期回家，全家甚是高兴。
母亲早就为这顿晚餐竭尽全力。晚饭后，父亲拿出一双皮鞋，满脸的灿烂，一边用手把皮鞋抹了抹，一边对我说：“来，试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有属于我自己的皮鞋，内心充满着喜悦。
黑色的皮鞋铮亮发光，鞋面分作前、中、后三段，鞋尖宽大，鞋底坚硬厚实。
看了那双鞋，刚刚泛起的喜悦溜走了。 太土了，“我不穿”，目光从那双鞋移走了。
失望，我同父亲都失望了，只是我们的失望完全不同。父亲默默地，把鞋放了回去。
从此，我再没有见过这双鞋。
二十多年后，我突然感到我心中有一颗刺，黑色的，铮亮的，肥大的刺，拨不出来。
我伤了父亲，但一直没有说出那三个字。此生欠父亲一个“对不起”。
好大一棵樹
改革开放的暖风吹起， 寒冬过去了，春天来了。
父亲是忙碌的，一副木架支一块木板，一副老花镜挂在眼上，伏在那仔细摆弄那些蓝色的图纸。流畅的线条下是父亲反复计算的那些数据，他会使用计算尺，让我十分吃惊。父亲除了是个施工管理者还可以做些简单的设计。
没有哪个不幸的来临，你会有准备。
正是父亲春风得意，撸起袖子的时候，不幸来了。
1986年夏天的 一个夜晚，仅仅因为父亲声音嘶哑带他去华西医院就诊。医生是年龄稍大的女性，她给父亲做了检查后让父亲到门外去，这时候我有些紧张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你的父亲吗？”，我回答：“是的”，“他是喉癌，不过，再做一个活检确认一下”。
我，啊了一声，来的那么突然，不相信是真的。
那个时候， 癌症的意义 ，我的理解就是等于死亡。落在自己亲人的身上，我接受不了。
稳定好情绪走出门，我轻松的说：“爸，我们回去了，过两天来做个检查”。父亲问我“医生怎么说？”，“没有什么，可能喉上有块息肉”。
检查后等待结果是倍受煎熬的，害怕那个结果，侥幸不是那个结果。
现实是残酷的，拿到结果，我的手有些颤抖。
很快入院了，办好入院手续，把父亲安顿在病房住下，都妥了，我才说：“爸，我先回去做饭了，您一会回来吃饭”。
晚饭是在强装的轻松中进行的。
吃完饭，父亲没有马上回医院，把我们叫到他的旁边。
“我知道我是什么病了，你们不用瞒我，也不要为我担心。得都得到这个病了，就医嘛，咋个医，我听你们的，你们决定就是了。手术前你们给我炖只鸡，我补一下身体”。
父亲的话十分平静，平静地让我吃惊。
手术，术后放射治疗，那个痛苦超出我们想象，折磨得父亲的体重从一百六十多斤到了百斤。曾一度滴水不进，病危告急，我们已经开始为父亲准备后事了。
过程中的痛苦、失望，奔波、艰难、重燃希望······，不是此篇可以写完的。
是父亲坚强的毅力，顽强的生命力，乐观积极的态度，鬼使神差的蟑螂，使父亲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好大一棵樹
大难不死，父亲有一个愿望，世界很大，想到外面去看看，我也想满足他的愿望。1987年的夏天，我去北戴河开会，正好是一个机会。父亲带着我的儿子从成都来到北京，我很难想象那样闷热的天气，他们爷孙俩是怎样度过那三十六个小时的。我的儿子在后来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忆中，火车上那两天两夜不要太美好！窗外看不完的美景，火车每到一个站都是小小少年人生中最新鲜的体验；吃不完的美食（其实就是火车上卖的盒饭），盒饭的价格相对于那个年代的收入并不便宜，只记得车上只有小部分人舍得买来吃，大多数都是吃自带食品。爷爷每顿都给我买荤素搭配的盒饭”。
我们住在王府井大街口“邮电出版社”内，出版社有一个简陋的招待所，就一间房子，房子里有几张铁质双层床。这是我好不容易才落到实处的地方，价格十分便宜，相当满意。出版社的旁边就是“北京饭店”，我从那里走过时，侧过头去偷觑，那种华丽的装饰，灯光通明，让人望而生却。
在北京留下了父亲一生中最多的照片，大多照片都是同我儿子的合影。直到今天，我做了爷爷，我才有了理解。
北京之行是父亲一生中走的最遥远的地方，是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旅行。那些照片是他最为珍惜的。儿子上学前，他把其中三张背书寄语，视作传承，交给他的孙子。
小时候对父亲是畏俱，在他面前我是小心翼翼，长大后同他有了随意。
父亲给予我的爱不是一泓清泉般温暖，是一块巨石，在电闪雷鸣中能够独自屹立，是一座山峰，在风雪严寒中能够坚守，是一片大海，在惊涛骇浪中能够沉着。
同父亲一起的日子留下许多遗憾，今天能够弥补的仅仅是深深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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