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底，薛世光和潘耀南带了约2千几百斤花生油，从山东海边的陶栾出发，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这2千几百斤花生油，既是回巢无地区的活动经费，也是行程途中的掩护物，因为他的身份是行商，行商不带货反倒奇怪了。
货物是由国区部下辖的贸易机构大成公司负责安排的。说起这个大成公司，那可是很有来头的，想当年新四军第七师之所以成为闻名遐迩的“富七师”，大成公司功不可没。
抗战期间，新四军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第七师。七师是新四军中最小的一个师，但因为身居中国四大粮仓之一的皖中平原，同时也是全军最富有的一个师。当时新四军里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诗中说：“ 七师小弟弟，吃穿无忧虑，钱多粮又足，抗战乐悠悠。”
据军参谋长赖传珠日记的不完全记录：1942年底至1945年春，仅七师上交军部的现款，约达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黄金26.5万两）。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的一年间，上交现款高达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D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的一年供养。是1937年11月至1940年12月，国民ZF给新四军拨付总经费（不足220万元）的20倍以上。此外，还上交军部大量军需用品。
七师的富足，与他们自身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七师建立之初，军费来源主要是靠“打资敌”，就是打击资助日军的汉奸商人和地主，没收他们财产，充作军费。但这样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只有碰上了才能打，打了才有的吃，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又因为抗战时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一般的地主和富裕户只要不资敌，就不能打他，打了就违反政策。总之，生财之道很狭窄。
形势迫使七师的当家人曾希圣必须尽快出招，而曾希圣作出的第一大决策，就是招揽财经管理人才，建立根据地的经贸体系。
为此，他利用到军部及华中局汇报和参加华中党校学习之机，到处“挖人”。当时，华中局已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掌握了新四军中几个有名的财经高手，其中江南6师的蔡辉可谓是高手中的高手，当时正在华中党校学习，曾山原打算等他学习结束后调他到华中局财经委工作。恰在这时，曾希圣得到一个重要消息，原六师师长谭振林即将调任二师政委，并打算把蔡辉带到二师去。于是抢先找曾山要人，曾山权衡再三，认为皖江地区是军部未来财源的重点，最终决定将蔡辉调往七师。
用了一个人，走活一盘棋。蔡辉一到皖江，即提出了紧急筹措资金、粉碎敌人封锁的七条应对措施，从而迅速扭转了根据地的财经困境。
七条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无为县沿江的汤沟镇，建立一个同敌伪顽统治区开展三边贸易的经济特区，并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经贸委员会。
经贸委员会对外称作“集成公司”，取其集大成之意，后来索性改为“大成公司”。
为了强化对大成公司的管理，七师派重兵驻扎汤家沟沿江一带，对港口和渡口严加封锁，禁止大米私自出境。对江芜湖驻有日伪的“军粮统购委员会”，他们收不到粮食，只有通过粮商从大成公司这边高价买进。日军生怕绝了粮源，不敢轻易地侵占和骚扰汤家沟。
特区通过大成公司实行“以出养进”，即以粮食出口换取军需和工业品进口。当时上海的粮价是根据地的三四倍，根据地的工业品价格是上海的三四倍，这样一出一进，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汤家沟重新开埠通商的消息，迅速传递大江南北，加上税低、过境安全、商品丰富，吸引了大批上海、南京、芜湖的商人前来投资经商，一时间万商云集，都来和大成公司做生意。江北的粮油、土特产品在这里集中，流向江南；江南的工业品在这里转口江北广大地区。至1944年春，汤家沟已成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辖区最繁华的商埠，被誉为“小上海”。
抗战胜利后，七师奉命北撤，大成公司也随之迁往鲁南。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后，大成公司从七师剥离出来，划归曾希圣领导的国区部。大成公司实际上又回到老领导手中。
大成公司在海边的陶栾有个分公司，南下干部都是都是由这个分公司统一转送。薛世光和潘耀南赶到陶栾时，分公司的负责人陈联九，已为他们找好了一条去上海的商船，所带的货物也由分公司提供，并事先装载到船上。
一切安排就绪，二人登船出发，这服务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他们所乘的商船是条小船。船小怕风浪，在海上航行不到一天，遭遇台风，小船不敢强行，便在避风港停了两日。
台风过后，再次起航时，风向变了，逆风行驶，船速始终快不起来。更糟糕的是，这段海域还有海盗，先后两次遇到挂着骷髅头旗帜的海盗船，向商船开枪恫吓，威逼他们停下来。
所幸小船的优势此时发挥出来了，商船船体轻操纵方便灵活划得快，海盗的大船反倒因逆风阻滞，笨拙了许多，追赶不上只能靠开枪吓唬他们，也就是有惊无险。
船到苏北海边，遇到还乡团的船在海上巡查。不过，他们这条商船上的老板和船老大都是苏北人，和还乡团的人熟悉，两船相遇时互相讲了几句客套话，对方也没上船检查就放行了。
就这样，原本只需5天的航程，却一共走了10天才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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