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〇:用功第一要义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这段文字见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顾东桥即顾璘,字华玉,号东桥居士,世称“东桥先生”,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政治家、文学家,系王阳明的学生。
来信写道:“现今的学者,专务外物而忽视内修。知识广博却难及要领。所以先生特别提倡‘诚意’,针砭已入膏肓的学者,实在是不得了的福祉呀!”
你洞察时弊的见识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又打算如何去救治呢?虽然如此,我的心思,你已经一句话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还能对你说点什么呢!“诚意”的提法,原本是孔门教人用功的第一要义,但现今的学者却把它当作次要的来看待,因此我略将其中关键作以强调,这并不是我自己所能特别首倡的。
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强调“《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就是在强调和突出“诚意”的重要性。
依照《大学》的旧有编排,在开宗明义讲明“大学之道”,也就是《大学》三纲领之后,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紧接着,对本末终始的道理稍作强调后,便剑指“诚意”,强调君子慎独的重要性,先后引用曾子、《诗经》中的话,突出“诚意”的重要性。
在王阳明看来,《中庸》中的功夫只是诚身,诚身到了极限就是至诚。《大学》中的功夫只是诚意,诚意到了极限就是至善。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强调为学目的的《大学》,还是强调为学心法的《中庸》,都强调一个“诚”字,将诚意、诚身作为第一要紧的事。
回到《大学》八条目,诚意的功夫,作用在格物致知上。如果以诚意为主,来在格物致知上下功夫,功夫才能落到实处。就像少年周恩来,立定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再在读书求知上下功夫,整个功夫才有切实的用途。
诚如顾东桥所言——“近世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现今的学者,专务外物而忽视内修。知识广博却难得要领,不能抓住问题要害。王阳明正是抓住了当时的这一时弊,才突出强调了“诚意”在实践“大学之道”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意义归意义,现实就是现实。今天的小学生、初中生,甚至高中生、大学生,有几个真正清楚自己是“为什么而读书”的?有几个人有周恩来那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气度,有几个人能有少年王阳明那种“学为圣贤”的志向和见地?与其苛求今天的学子去立定一个好看却不怎么走心的为学志向,不如在帮助他们不断地明理过程中,伺机激发和引导,静待花开,期待他们的内心深处生出自己的为学目的和责任来。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圣人教人,从来不会走极端。在“学为圣贤”上,《中庸》一开始就给出了两种路径——“自诚明”和“自明诚”。王阳明强调“诚意”的作用,其实就是倡导学者“自诚明”——率性而行。反过来讲,“自明诚”也同样是一条“学为圣贤”的坦途——通过不断地穷究事物之理达到“尽物之性”“尽人之性”,以至于“尽己之性”,通达“至诚”之境。
遗憾的是,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学者们习惯于“务外遗内”,在不断地对外物的追求中迷失了自我,甚至在对物欲的贪恋中丢失了自我,完全忘记了“诚意”。
王阳明的意义恰在于针对时弊,当头棒喝。帮助人重新回到用功的第一要义——诚意。今天的学者贵在明理,在不断的明理中生出自己的为学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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