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做一个绝对狂妄的空谈者与可能诚实的记录者

文|阿饼

我一直觉得，来台湾，是不能不聊敏感话题的。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是两岸最大的不同，是值得聊的最有意思的地方。一开始，我困于交换地是位于“绿营”基地的高雄，总觉得会不太好涉及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我紧接着就发现，一些台湾人对这种话题的兴趣，丝毫不弱于我对他们的兴趣。一拍即合的我们，开始经常有头没脑地瞎聊这些话题。我们一起称之为“空谈”。

有道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罪名，我们还是得先担着。

只不过，来台之后的今晚，我突然回想起了过去几个月与台湾好友有过的几次“空谈”来了。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十分让我感到困扰的问题，并且因为有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的“空谈”很可能真正变成谈了一场空，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那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记录、所谓我听到的台湾人的观点，通过我的表达后，事实上早已经丧失了客观性；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脑海里原本属于对谈者的内容以及其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我随口说出的他们的想法也早已不是他们的想法，而成了我们两个人想法的一个矛盾的道听途说的结合体。因此，即使在很多时候，我很想回忆起这些话原本的内容，但是由于没有及时进行记录（不可能随时进行录音，因而只能事后立刻回想、记录），又因为是起兴聊到的内容，终于无法重现谈话时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我们能够谈到同样的内容，恐怕也会因我们之间的互相影响，而大大地脱离了我们当初空谈时的状态。

或许，这样的说法同样适合用来类比阅读与书评、观影与影评的关系。

跳脱这个空洞的描述，我开始联想到我在小学时进行阑尾切除手术的原始动机的一点经验来。在我的病历上面，写着的依然是患者因急性阑尾炎，进行手术。但是，我一直止不住怀疑，当年的自己不过是因为不想上课，才借口腹痛，后被误诊而为阑尾炎，稀里糊涂完成了手术而已。因为，我总隐约觉得，在微创没有普及的年代，阑尾切除手术可以让我至少能休息一个半月，我在那时候是会惦记着这一个半月不用上课的时光的。——不过，真的是这样么？一想到这，就会发觉，事实上我早已记不得其真实的动因——或许我那时因为想法单纯，没有动机，就是患了急性阑尾炎要手术而已，而所谓的动机不过是之后对于另一个无聊老师的想象的移形；又或者是那时的我，真的就是为了逃避学习与考试，甘愿切掉整截阑尾，来换取仅仅一个月半的休假。

不过，人实在是太会想象了、而且他们还会不自觉去补足想象。据说有些人能够记起自己在襁褓中的场景、房间的摆设、父母亲在此场景说了那些话、当天的天气如何…这实在难以置信，因为，科学已经证明，婴儿时期是不会有如此成熟的记忆能力的。不过它后来也确实被证实只不过是心理学上一个有趣的记忆补足现象而已。我进而想到，我们的记忆，似乎总会根据经验，去弥补我们从过去开始遗忘、或者不可能记住的那些内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分手后人们记住对方的总是和恋爱时写下的日记不一样；长大后因为爸妈的宽松对待，总觉得爸爸妈妈没有严厉对过自己，虽然事实上是小时候被衣架打的屁股通红是常态…而损友也提到他最近阅读杜拉斯的经验，他这样形容杜拉斯：一个老女人，终其一生都在怨恨、诅咒没给她足够爱的母亲——原始记忆促成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强化甚至改写记忆。

因此，在台湾，记录每一次所听所见的内容，或许可以成为一件很有意义、有意思的事情。而我陈述这个现象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激励自己做好一个相对诚实的记录——谁知道五十天之后离开高雄，我要什么时候再回来呢？因而，这样的记录，或许真的可以摒除我们之后获得经验或书籍、媒体言论等的影响，而相对客观地展现我和他人当时的状态——而这些状态的客观描述才有可能成为思考的素材。否则，它很容易转化成偏见。

因此，我想在获得了几个月狂妄的空谈者的经验之后，我开始思考如何诚实地成为一个不那么主观的记录者。

记录一

5月14日  于宝藏岩、国立台湾大学

对友人赖君的相关印象以及这晚我同他的交谈的记录

（观点来自赖君，可能不具备广泛代表性、已获得授权）

赖君是一个热爱表达但又时而紧张，思维宽阔而飘散，很诚实却也很有趣的人。至于说道他思维的方面散漫的气息，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表达跟不上思维，但是他自己经常说的是，“我没有进行过很深刻的思考，因此表达会七零八落的”。我们结识于日语辩论社，他是大五的学长，我是刚刚参加辩论队的大陆交换生。14日“淡江杯”日语辩论大赛结束后，有些苦于临时订房间太贵又订不到的我，经过他的介绍，住到了台北车站附近的一家廉价青旅。我原本想一个人出门一路逛逛一直想去的台大和宝藏岩（我喜欢的《醉生梦死》拍摄地），由于他的坚持，我和他一起于晚上八点出门，开始往宝藏岩与台大。一路上，我们不知何时起开始狂聊，谈及到了几个虽然简单但还算有点意思的内容。我把它们稍微记录下来：

我：“我总觉得台湾的很多东西都很日本，。举例来说，西门町、与东京的渋谷有某些相似，很多流行的东西，像街道等，都更让人想起日本、而非中国，中华文化之类的。”赖君：“我觉得这很正常，台湾人在心理上是比较亲近日本的，我们很多人会从以前开始就认为日本文化是高级的文化（此时的我还在想高级文化这个词）、台湾人什么都爱仿造日本，有时候看到台湾的品牌上面全是看不懂的日文，佯装日本品牌，日文系的人还是很要吐血（想不起原话遣词了）的。”我：“不过在大陆有些人还是是会认为台湾保留了中华文化的根基之类的。不过我倒不怎么看得到了，特别是在台北街头的时候，不过电影等还是能见到的。”赖：“恩…是没错，不过其实台湾人还是相对认同日本的东西的，我觉得，对中国（就我的经历，大多数台湾人习惯称中国）的话其实了解蛮少的…，就像我们说日本的京都，你会认为京都保留了很多隋唐时代的东西，那是因为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是高级的文化，所以，反正就是这样子咯”。 他匆匆结束，我想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

于是后来又忽然想到他出身台南（绿营），于是乎想问问他的立场，想了想，我试探性地这么来问：

我：“听说台南是比较偏绿的吧（绿代表民进党的观点，支持台湾独立），我上次在西门町，竟然看到到处挂出的标语都是‘反对中华民国殖民统治，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类的，感觉和想象中还蛮不一样的…”赖：“哈哈，是啦，台南确实比较偏向于台独诶，不过殖民这个观点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吧，和以前的台独不怎么一样。以前的话，比如我爸妈那个世代，那时候蒋介石还在，很多人还是会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不过最近几年的年轻人，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了解中国要比了解台湾还要清楚？台湾就是台湾。比方说我爷爷奶奶他们，可能是因为在日本和国民党时期都没有遭遇过一些不公平对待，所以他们认为，在日治时代，那是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后不过是变成了中华民国的殖民统治而已… 因此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爷爷奶奶觉得，国民党来台湾之后，台湾并没有变得更好吧… 当然，当时反抗日本的那些台湾人，虽然可能有一点这种想法，但是还是觉得自己是中华民国人。然后就是，我们和上一辈不太一样，我们从小确实就会觉得说，中国就是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不是那么大。”我：“恩…那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解释的呢？”他：“现在倒是都有分开讲‘中国史’和‘台湾史’啦，而且分为两个不同的学期讲… 但是在以前，讲的只有中国史，台湾的年轻人对于‘五十年日据世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了解，不过又很想了解，但是书上是没有的，那时候蒋介石还在… 不过不光台湾，马来西亚也有这个问题…（我好想突然意识到赖君无意中通过马来西亚类比台湾，事实上已经是台湾本土的思考角度了）”

路上，我还问了很多，然后有一阵子我忽然不知道问什么了，脑海里出现了白天和“辩论大部队F6”搭乘台北捷运时的一个小插曲：辩论队中很友善单纯的一位叫シオン的学妹在我在地铁上无聊听音乐时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她好像很惊奇发现了什么）：“你看那边，那个女生应该是你的同胞！”

我有点惊讶，犹豫了一下“同胞”这个词的表达方式，问了她一句：“同胞？”。印象中这个词语总是在很正式的场合，或者表达族群或者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时候才会使用。她有点惊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岔开了话题。我疑惑不已，摘下耳机才恍然大悟——我右前方的女孩子，带着较为明显北京的口音在打电话，她应该不是台湾人。什么意思呢？或许这无形中证明了，在潜意识中，“中国人”是在他们的所谓的身份（同胞）认同之外吧。

因而，我又想从认同的角度去问问赖君：

我：“不过，我发现台湾人对大陆了解实在太少了，比如咱们辩论队，很多人好多次去过日本，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来过大陆，除了ゆり、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发现，大家对大陆的看法有些落后，甚至是误解，有些时候还有点民族主义的感觉了。”赖：“恩…确实是这样，没错。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还蛮不够的。不过我想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台湾这么小，还分为南台湾和北台湾，南北的差异也蛮大的。有些台北人甚至还会认为花莲（台湾东部的一个相对原生态的小城）人都是骑山猪出行，甚至讽刺他们说：‘好山好水好无聊’。然后花莲人真的就会开玩笑说‘对啊，我们就是骑山猪的’，可能你觉得很可笑，不过有时候也蛮没有办法的…更何况中国，这么大…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是中国一个朝鲜族人和汉族人吵架的，两个人吵得可凶，不过说的东西，想的东西完全不在一起。可能，大家接受东西不一样就是会让不同的族群的差别越来越大吧。”

接下来我发现他主动提到同胞的这个词汇了。

赖：“并且，也并不是很多人都会有机会和我们一样认识中国人的，恩，而且我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中国人，我会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不会觉得他是我的同胞。”我：“为什么？”赖：“因为我们的想法差别太大了，具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什么都感觉不太一样，处事什么的，可能是教育或者成长环境吧”

后来我还有同他讲到我去台北故宫参观的经历之后的谈话，也觉得还算蛮有意思的：

我：“台北故宫的建筑没什么（不是当然的么）。不过文物确实蛮有意思的，例如「翠玉白菜」，和大陆故宫一比较，我都感觉大陆的文物一点都不好了”赖：“你去故宫了？我还没去过，不过我们有时候开玩笑会说故宫的东西是‘赃物’。”我：“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惊讶，可能是问过太多台湾人，但他们都没去过故宫）赖：“听上一辈的说：因为当年蒋介石是一船一船地把文物运过来，有很多人搭不上船，被迫留在了你们那边，所以有些人会这样子开玩笑说啦，说蒋介石带过来的都是‘赃物’，后来据说那些（留在中国的）人在WG的时候还蛮惨的。”

到这里，在我而言，稍微有意思点的差不多如上所述了。不过，它们依然不是客观的。我想，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记录过程中，我实在想不起他的很多表达，所以一直在尝试用自己的词汇去还原，但是在此过程中，我早已经加上了一些主观的东西；第二个原因则是我已经有点想不起来除此之外的那些“相对没意思”的回答，然后我就轻易地放弃了记录他们，但或许它们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有意思的；第三个原因是，我的所闻所见，终究不过是根据赖君的私人见解而记录下来的，如果要了解真实的台湾，还是必须要基于严密的研究与足够广的调查的。不过，就比如我们选择秦始皇暴政相关的资料，我们就会很容易忘记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功绩——历史研究者不需要撒谎，他只需要有选择性地选择史料，即可达到一定的说服的目的一样，又有谁知道其实赖君的说法是有个前后文，只不过是被我断章取义了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