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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永远握住妈妈的手

我想永远握住妈妈的手

作者: 蓦然回首TXF | 来源:发表于2018-05-11 23:34 被阅读3次

    2007年1月25日夜,妈妈突发心肌梗塞,连夜送急救中心重症监护室救治。接到大哥的电话,随即向公司要了一辆车,次日一早,我们夫妇和妹妹、妹夫一道乘车返回重庆。中午时分,车到重庆,直奔金紫山大哥家,见过爸爸和哥嫂,大哥详细介绍了妈妈这次发病的情况,我们决定下午去医院探望妈妈。

    重症监护室不允许家属陪伴,仅每天下午3-4点允许家属探视。爸爸提出想跟我们一道去医院探望妈妈,我们考虑到妈妈病情危重,同时也担心年逾九旬的爸爸的身体,想等妈妈病情有所好转后再让爸爸去医院探望,于是就劝爸爸过几天再去,爸爸也表示遵从我们的安排。

    下午3点,我们夫妇和哥嫂、妹妹、妹夫六人进入重症监护室,分别站立在病床两侧,妈妈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的氧气管,手背上的输液管以及身上导尿管和连接心电监护仪的一大把导线把妈妈弄得几乎无法动弹。听到床边有响动,妈妈睁开眼睛,望望这边的我们,又望望那边的哥嫂;问过我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又问爸爸好不好。当我们告诉她爸爸过几天再来看她时,妈妈要我们告诉爸爸,医生说了,最好不要到医院来看她,如果爸爸来了,两人都会激动,对心脏很不利。我们兄妹望着饱受病痛折磨的妈妈,强忍悲痛,默默地为妈妈按摩肿胀的手足,感受着母亲的温暖……

    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在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的催促下,在妈妈不舍的目光中,与妈妈依依告别。

    接下来,我们兄妹每天下午都准时前往急救中心重症监护室探望妈妈,孙儿孙女也不时前来探望婆婆,留在家里的爸爸更是寝食难安,期盼妈妈病情有所好转后好去医院探望。然而妈妈的病情却日渐加重,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先后出现问题,为了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医生给她上了呼吸机后,妈妈就不能开口说话了,但我们呼唤她,她还能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兄妹谁也不敢同意爸爸来医院看妈妈。

    从2月4日起,妈妈就完全陷入昏迷状态,医生说,这种状态可能会维持三五天,但她已经没有任何痛苦了。看着毫无知觉地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想着已经失去再见妈妈最后一面机会的爸爸,我们兄妹后悔呀,后悔没有在妈妈意识清醒的时候让爸爸来医院看妈妈一眼!

    尽管妈妈已经完全陷入昏迷,没有任何意识,我们兄妹依然每天下午准时前往急救中心重症监护室探望妈妈,坐在妈妈的病床边, 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回忆妈妈坎坷的一生 ,找寻和妈妈相处的美好记忆。

    妈妈幼年丧母,外公供妈妈读完初中后,因经济原因不能供她继续读书。妈妈能够读到大学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她先是考取了免收学费和食宿费的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按当时对师范生的规定,在南岸龙门浩小学教书三年,然后又考上了同样免收学费和食宿费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并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

    妈妈对亲人的付出是无私的。在我儿时朦胧的记忆中,我们家有好大一家人。除了爸爸妈妈和我们三兄妹外,还有婆婆、外婆(妈妈的继母)、姑婆(妈妈的姑母)三个老人,以及三个舅舅一个姨妈和一个表舅(姑婆的儿子)。当时我们三兄妹都很小,三个老人每人照看一个小孩。舅舅和姨妈都在念书,平常住校。表舅在工作,平常住单位。一到周末,家里就热闹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早上到食堂打早饭,盛稀饭用的是一个小木桶。爸爸妈妈的工资要养这么大一家人,还要供三个舅舅和一个姨妈念书,经济肯定有些紧张,但在我的印象中,家里从来没有因为钱的问题发生过矛盾。

    妈妈对工作的认真和努力简直到达了忘我的境地。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妈妈总是忙于工作,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去守学生上晚自习。妈妈当班主任,经常要去学生家里做家访,现在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在我们的童年,爸爸妈妈甚至没有带我们兄妹看过一场电影。

    妈妈热情开朗,爱说爱笑,但她思想太单纯,迷信报纸上的宣传和领导的讲话,对政治斗争的险恶没有丝毫的警惕。1957年共产党号召广大群众给党提意见,妈妈真心诚意给学校领导提了一点意见和建议。没想到学校未完成抓“右派”指标,在1958年寒假的反右“补课”中,就把她给补进去了。当时她万分委屈:自己真心热爱共产党,怎么可能“向党进攻”?她坚决不承认。然而,那时候谁还听她的辩解?

    1958年4月,妈妈与教育系统的右派一起,被送到南桐的农村劳动改造。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妈妈离开家的情景:爸爸默默地为妈妈整理好行装,傍晚,妈妈背着行李离家,姑婆带领我们兄妹仨一直把妈妈送至位于市中区长安寺的二十五中集合点(就是今天的新华路长江索道站旁边)。我还记得我们坐轮渡过河,到朝天门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拉着妈妈和姑婆的手,爬上那一坡高高石梯,沿朝天门、小什字一路步行至二十五中。那时哥哥八岁半,我不到六岁,妹妹还不满四岁……

    在劳动改造的期间,妈妈咬着牙坚持。夏天,冒着烈日在陡峭的山路上背煤;冬天,冒着寒风在刺骨的河水里洗衣服;一日三餐,常常吃馊了的饭菜……其间,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不少“右派”饿死了,但妈妈在亲情的支撑下,顽强地挺过来了,并在1960年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教师队伍。1962年3月,妈妈结束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重庆,被分配到五中(今天的广益中学)任地理教师。

    妈妈终于又回到了久别的讲台,教初中的地理课,还先后担任初65级和初66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妈妈十分珍惜从上讲台的机会,以极大的热情,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记得她上地理课总是要自己制作大幅的挂图,以帮助学生更直观、更容易地掌握知识点。因此,家里的饭桌常常被妈妈占着。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妈妈手握毛笔专注绘制地图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家“阶级斗争”的形势变化,妈妈又被打入另册,班主任不让当了,开始还可以教她的地理课,后来连教书也不让教了。学校先后安排妈妈在教导处排课,到伙食团卖饭菜票,到学生宿舍当生活老师……不管什么工作,妈妈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好。

    “文革”的风暴,再一次把妈妈抛向深渊。她与学校其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一起成为了“牛鬼蛇神”,被集中关押在学校,不准回家;被强迫戴着写有“摘帽右派”的白袖套接受批斗;被强制参加劳动,打扫清洁、扫厕所、给学校伙食团挑菜……面对屈辱和苦难,妈妈为了我们这个家的完整,选择了坚强,默默地承受一切苦难,终于熬到了平反的那一天。

    1972年学校发的《工作证》,妈妈的“职别”一栏,已经由“教师”变成了“职员”。对此,妈妈内心感到特别不甘——难道自己的教师资格就这样被永远的剥夺了?!

    九十年代末,开始实行《教师资格证》的时候,年逾古稀满头银发的妈妈,尽管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再登上讲台,还是亲自跑到学校交照片,办理了《教师资格证》。这本《教师资格证》无疑成为了医治妈妈被剥夺教师资格心灵创伤最好的一剂安慰剂。

    妈妈乐于助人,说她“关心他人胜过自己”丝毫也不夸张,我们兄妹都善意的调侃妈妈得了“关心病”。

    在我们的记忆中,妈妈乐于助人的例子不胜枚举:

    刘慧芬老师家里没有男劳力,妈妈经常让我们帮她家挑煤、担水。虽然那时我们也才十一、二岁,50斤重的担子挑在肩上并不轻松,但妈妈似乎毫不心疼;

    张德怀老师的儿子张驰要“隔奶”,妈妈主动让把张驰抱到我家来睡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断了母乳的幼儿整夜哭泣,妈妈却毫不在意;

    1967年夏天,重庆市区弥漫着“武斗”炮火的硝烟,大街上不时有被流弹击中的路人。妈妈每个月都要让我和妹妹去市中区枣子岚垭,给在家坐月子的张荫伯老师送工资和粮票。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事问妈妈:“难道你当时就不担心我们被流弹打死吗?”妈妈似乎也有些后怕,说:“我当时只是想到人家需要帮助,硬是就没有考虑过危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爸爸妈妈感受到了“落实政策”的巨大喜悦。妈妈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的“改正”;爸爸被定义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学校领导告诉他,他的历史问题竟然是一个“误会”,真是令人欲哭无泪!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兄妹曾因父母的问题受到株连,在升学、招工等方面受到歧视,爸爸妈妈为此感到内疚。 八十年代初,哥哥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考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我们三兄妹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成为骨干,这使爸爸妈妈深感欣慰。

    爸爸妈妈终于有了一个愉快的晚年。他们北上京津,南下苏杭,多次外出旅游;过去根本不敢往来的同学、朋友,现在常来常往……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到:改革开放后的这二十多年,是他们这一生过得最舒心的黄金岁月!

    2001年,江北观音桥地区旧城改造,妈妈他们所住的房屋在拆迁之列。我们在南坪东路离我家几百米的东方新苑替妈妈他们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并进行了装修。就在准备搬家之际,公司决定调我到成都工作,

    推脱不了,只好去成都。半月后,回重庆休假,和哥哥一道,把观音桥的家搬到南坪东方新苑的新房。刚搬过来时,一切生疏,爸爸妈妈都觉得不适应,直到2002年2月春节,全家人齐聚宽敞明亮的新居,吃团圆饭,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爸爸妈妈才真正体会到了新居方便,逐渐适应了新居的生活。他们又把幺爹(爸爸的妹妹)接来,三个老人一起,过着简单而平静生活。

    我到成都工作后,每次回重庆休假,妈妈总会提前准备很多菜,吃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妈妈很少动筷子,而是看着我们吃,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

    2005年下半年妈妈大病一场后转院到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疗养,爸爸和幺爹也跟着搬到了金紫山,我每次回重庆休假就住在金紫山大哥家。我发现每次我离开重庆向妈妈告别时,她总是控制不住要掉眼泪。后来我每次休假离开重庆前的一个夜晚,都到病房去陪她住一个晚上,妈妈就会感到很满足,不再掉眼泪了。

    2006年春节是一个大团圆的春节,妹妹一家都回到重庆和大家团聚,哥嫂早就在观音桥一家叫“顺风123”的酒店定好了团圆宴。1月28日是乙酉年除夕,大哥一家三口,我们一家三口,妹妹一家三口以及幺爹、淑敏婆孙和爸爸妈妈一共十三人共赴团圆宴,过了一个喜庆祥和的除夕。

    然而,没有想到这张全家福竟成了我们和妈妈的最后一张合影……

    2007年2月8日凌晨,医院打来电话:妈妈病危。我和哥嫂、妹夫随即赶到急救中心,凌晨两点五十分,妈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紧紧握住妈妈体温尚存的手,舍不得放开。我多么想就这样握住妈妈的手,永远,永远也不放开......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十一年,多少个想您的夜晚,我期盼着您能走进我的梦里,听我向您诉说对您的思念,和您聊聊您特别想知道的我们的一切……在2018年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我最想对您说的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妈妈,但愿有来生,我还要做您的儿子”。

                          2018年母亲节前夕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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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评论

      • 杨亚君:当年在五中,天天都看见孙老师,对我总是笑眯眯的。读了你的文章后才知道了她的遭遇,但是,尽管受到如此不公,她对我们,对工作始终如一认真,关心。很想念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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