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七十一元钱变成了收音机,大哭了一场。村子里的硫磺厂也被责令关掉了,母亲的“餐旅店”被迫停了业,她听从了工人大哥的建议,找了家做土炮的人家,兑鞭炮卖。
母亲小心翼翼地拆下被子,取出层层包裹的五十元,像作贼似的东张西望了一番,然后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半晌,才掀开穿在最外面的衣服,把钱深深地塞进贴身衣服的袋子里。她太怕了,怕这最后的五十元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什么“机”。
母亲把那五十元钱换的鞭炮背到集市上去卖,一连去了三天,鞭炮卖掉了一大半,赚了一些钱,然后又把这些钱全换成了鞭炮。
这次,大姐和二姐也利用周末和假期过了一把当老板的瘾。母亲叫她俩背上鞭炮,拿一个小簸箕,到了集市上,把各种大小的鞭炮摆放在簸箕里,供想买鞭炮的人挑选。
母亲每天给姐俩五毛钱作为酬劳,姐俩对这份能挣钱的工作很是满意,经常守到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了才背着剩下的炮回家。
后来,母亲觉得村子里三天才赶一次集,其他两天都挣不了钱,有点可惜,她打听到离我们家三十里之外的两个小镇,带上我们姐妹几个,早上五点就出发,把鞭炮背到小镇上去卖。
我只记得,那个年代山村的黑夜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手电筒微弱的光甚至都照不到我们几个人步行所达的地方。倒是被各种奇怪的声音吓得汗毛竖起。
母亲背上背着鞭炮,把小妹挷在肚子上,一只手拿手电筒,一只手紧紧的拉着我往前走,嘴里还不时催促着大姐和二姐走快点。现在想来,母亲拉我的手攥得那么紧,也不知道是她害怕还是她怕我害怕?
在卖鞭炮的几个月里,母亲积攒了一些钱,还有很多买炮的人建议母亲做点花圈对联卖,通常情况下,买鞭炮是因为红白喜事,而花圈对联这些都能用到。
果然,没过几天,我家门口就摆上了一块门板,门板上摆满了各种鞭炮、没有写字的空白对联、还有看起来甚至有几分喜庆的花圈。
从此,我家开上了纸火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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